1910年12月30日，在中东铁路哈尔滨站附近的一所旅馆里，持有英国护照的马来西亚归侨、年仅32岁的东三省鼠疫防治总医官伍连德起草着一份电报。他字斟句酌、异常慎重，他在陈述着一个惊人的结论：蔓延两月有余、已造成千万人死亡的瘟疫，并非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所定义的典型性鼠疫（即腺鼠疫）；它不是通过跳蚤在人鼠之间传播，恰恰相反，它是“飞沫传染”、在人际间通过呼吸道扩散的产物。他说，这种鼠疫是“肺鼠疫”。

    这个论断异常耸人听闻。当时，按照典型性鼠疫也就是“腺鼠疫”的防治方法，沸沸扬扬的灭鼠运动已进行了一个多月。在“活鼠毙鼠每个铜币七枚”、“由就近巡警发给”的激励下，仅奉天一城即已灭鼠25，347只，奉天全省更达到了80，972只。与此同时，北京“每活鼠给铜元二枚，死鼠给铜元一枚”，天津不论死活，“每头给予铜子一枚”。这股风潮的蔓延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几千里外的汉口，官厅也颁布了“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给铜元二枚”的法令（《申报》，1911年2月6日）……

    换而言之，倘若伍连德的结论成立，此前的防治工作不过是劳民伤财之举。更重要的是，满洲鼠疫牵连着紫禁城最敏感的神经：俄国人盘踞在哈尔滨，日本人控制了小半个奉天省，中途改弦易辙的话，万一防治失败，虎视眈眈的北极熊和贪得无厌的日本人会不会趁机要求接管东三省呢？这个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连中国话都不会讲的“假洋鬼子”，到底靠不靠得住？这场愈演愈烈、令人谈虎色变的灾难，会不会演变成纷争四起、动摇邦本的人祸呢？……

    然而，对自己的结论，伍连德异常自信。这一天，在发给防疫大臣、外务部右丞施肇基的这份电文里，他洋洋洒洒地提出了九条防治意见。他主张立即停止捕鼠，而将防治重点改为隔离患者、封锁疫区、控制交通、禁绝行人。一句话，他主张“封城”，以切断任何人际间的流通。

    这份电报，让压力巨大的施肇基深感为难、坐立不安。

“肺鼠疫”

    这份电报，后来被视为“人类防治鼠疫的转折点之一”；它并促使“中国数千年来哲学的医学，一变而为科学的医学”（陈邦贤，《中国医学史》）。那么，伍连德是怎样得出“飞沫传染”、从而大胆地进行“肺鼠疫”分类的结论呢？

    传播源头提供了第一个佐证。1910年12月25日，也就是伍连德抵达哈尔滨的次日，他立即拜访了哈尔滨最高官员、时任吉林省西北路兵备道道台的于泗兴。这一天，以伍连德助手林家瑞为翻译，于泗兴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满洲鼠疫的病源不是老鼠，而是穴居在中俄边境草甸、近年来被疯狂捕杀的一种叫“旱獭”的啮齿类小动物。

    几年来，旱獭皮毛制品风靡欧美，被视为堪与貂皮媲美的服饰。“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年猛涨了六倍多，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从70万张增加到了250万张”（《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在暴利的驱动、官府视为利薮的推波助澜中，千万满洲流民以捕猎旱獭为生；一时之间，“山谷流血，原野厌肉，其狼藉实不堪形状”。

    边境草甸的千年隔绝，就这样被打破了。更要命的是，在人类到来之前，染病旱獭总会被同类驱赶出巢穴，从此自生自灭；而本地有经验的猎人也绝不会捕捉那些失明、失声、行动迟缓、症状鲜明的病獭，他们知道这意味着灾祸。然而，成千上万外地捕猎者蜂拥而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当年10月上旬，一名捕猎者走进俄罗斯境内大乌拉车站附近的一处华工工棚；几天后，该处工棚“忽有七人之暴死”。俄国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由分说，将该处工棚全部华工驱逐出境外，“并将棚屋、衣服行李等尽行烧毁”（《东三省疫事报告书》）。10月19日，其中的两名华工辗转来到满洲里，并于六天后在旅馆里相继暴毙。后来，当地官吏上奏说，“是为满洲里发现鼠疫疫症之起始”。

    紧接着，与两名华工同院而居的店主、房客纷纷身亡。11月8日，哈尔滨出现首例传染者；四天以后，疫情蔓延到了长春。此后一个多月，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呼兰府、海伦府、双城府、绥化府、阿城县、双阳县……六七十个州县先后发现病例。以哈尔滨华人聚居区傅家甸为例，起初每天死亡一两人，进入12月份后，“日毙者七八人，继而十余人”。无一例外地，这些传染者的病势都异常凶猛，“先发烧，次咳嗽，继而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后皮肤呈紫红色”……

    如果说，迥异于典型性鼠疫的传染源，以及极短暂的潜伏期、闻所未闻的可怕症象，已经让伍连德心生警惕的话，那么，它在跳蚤冬眠季节的肆虐爆发，它的沿铁路、大道、轮船航线不断扩散，乃至它在隆冬冻原、鼠迹罕至之地的渐渐蔓延，都让伍连德质疑起了传播途径。是的，从两名华工走进满洲里开始，它始终经行在交通要道上；难道典型性鼠疫能够解释这一切？难道以跳蚤为媒介、疫病在人鼠间传染的理论，能够回答这些现象？

    更重要的是，发生在傅家甸医院的惨剧，佐证了疫病扩散另有途径。

    傅家甸发现几名传染者后，医生们束手无策，“应对的手段不过放血和针灸”。然而，众多患者纷纷暴毙后，参与救治的几名医生也先后死去。在满城哗然中，地方官厅只得将新增传染者安置在一处公共澡堂内，“除将病人隔离，规定死亡后酌给埋葬费外，并无具体防治办法”。伍连德由此追问：在几处医院挖地三尺、老鼠跳蚤踪影全无的情况下，这些医生因何染病呢？真正的传染途径到底是什么呢？

    伍连德断定，这绝非典型性鼠疫。12月27日，在傅家甸的一处平房，他解剖了一名日裔死者的遗体；在抽取两管血液、“割取心、肺、肝、脾等部做成标本切片”后，在显微镜里，他清楚地看到了切片上的鼠疫杆菌；而三天以后，以死者血液为培养基，鼠疫杆菌团蠕蠕而动。伍连德得出了结论：它的确是鼠疫，但却是另一种鼠疫……

    这一天，也就是1911年新年元旦的前夜，伍连德明确提出，这是“肺鼠疫”。在致电施肇基，建议封锁疫区、隔离交通之余，他拜访了各国驻哈尔滨领事馆，呼吁群起防治。然而，除美国领事罗杰-格林外，几乎没有人肯听他把话说完。他们不仅质疑这个年轻医生的奇谈怪论，他们更无法相信这个老大帝国的防治能力……

    而在各国领事之后，学界的异议声也出现了。

梅尼斯之死

    几乎是疫情刚刚发作，日本细菌学家、“腺鼠疫”理论创始人之一北里柴三郎立即派出一名学生，前来哈尔滨调查疫情；与此同时，他亲自坐镇奉天，组织一大群学者、学生进行三万只老鼠的解剖。出乎他们的意料，在堆积如山的鼠尸中，他们没有发现一例鼠疫杆菌的携带体……

    北里柴三郎的毫无所获，原本是伍连德论断的有力佐证，然而，鼠疫可以在人际间“飞沫传染”、防治鼠疫的办法是封锁疫区而不是捕鼠，以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青年居然要推翻学界的公认理论……这一切到底太让人难以接受了。以北里柴三郎的那名学生为例，任凭伍连德如何游说，他始终坚持认为，在从老鼠身上找出杆菌之前，断言这是一场鼠疫未免为时过早。

    日本人之后，则是俄国人。12月31日，伍连德拜访了哈尔滨铁路医院院长、鼠疫疫苗研制者哈夫肯医生的侄子小哈夫肯。这个热情、略显大大咧咧的中年人没有那么固执，他同意眼下爆发的是一场鼠疫；但对于“肺鼠疫”的说法，他同样不能接受。他说，正确的防治办法，还是灭鼠结合药物治疗……

    最让伍连德胆战心惊的却是，这所医院已经收治了八名重症患者，但它居然没有设立缓冲区、隔离区，乃至医生护士出入病房时，也没有戴口罩！他悲哀地意识到，不仅三方协作防疫困难重重，在这个聚居着2万余名中国人、4万余名俄国人以及千余名日本侨民的国际性城市，华界傅家甸还随时面临着俄界与日本侨民区的传染压力……

    更要命的异议，则来自法国医生、时任北洋医学院首席教授的梅尼斯。

    与北里柴三郎、小哈夫肯等人不同，梅尼斯身为中方雇员，且有两年前防治唐山鼠疫的经验，他深得朝廷的信赖。1月2日，当他受施肇基的派遣、从天津匆忙赶赴哈尔滨时，几乎刚刚坐下来，他就和伍连德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在梅尼斯看来，所谓“飞沫传染”，是不折不扣的荒诞不经之说；伍连德此举，不过是为了一己风头而草菅人命。在一顿近乎咆哮的训斥后，梅尼斯当众扬言，他将要求施肇基撤换伍连德的总医官职务，而以自己来替代他。

    他果真这么做了。当天午后，他发了一封长电给施肇基；与此同时，他还要求北京外交使团向朝廷施加压力，以实现人事的顺利更替。在这些咄咄逼人的手笔面前，伍连德被逼无奈，只好向施肇基请辞总医官职务；但在电文的末尾，他依旧坚持这是一场肺鼠疫，除封锁疫区外别无他法……

    整整38个小时以后，北京的回电终于来了。伍连德又喜又悲：在施肇基的斡旋下，紫禁城一反颟顸之态，决定召回梅尼斯，而由他继续担纲三省防疫；然而，也是这一天多时间，哈尔滨疫情已急转直下，日死亡人数由十余人暴增到了五十余人，鼠疫进入爆发期了！

    1月6日，哈尔滨死亡人数突破百人；

    次日，暴毙在傅家甸贫民窟的传染者达到一百二三十名；

    又一夜，先后死去的患者逼近了150人大关……

    或许，“福之祸所倚”，正是这场洪水猛兽般的灾难最恰当的注脚之一？正当伍连德山穷水尽之际，是梅尼斯而不是其他人，以一种异常悲怆的方式改变了这一切。

    收到北京回电后，梅尼斯怒火中烧；他拒绝返回天津，他并前往哈尔滨铁路医院，决定和小哈夫肯合作抗疫。这一天，在没有戴口罩的情况下，他先后诊断了四名传染者。

    1月8日，在俄国大饭店，梅尼斯头疼、发烧、彻夜不眠。当伍连德赶到医院，看望这位固执而正直、与他私交不错的法国医生时，他已陷入了半昏迷状态，不仅咳中带血，并且在细菌检查中发现了鼠疫杆菌。三天后，1月11日，在弥留之际，梅尼斯向伍连德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梅尼斯之死，后来被认为是满洲鼠疫的转折点之一。

封城

    1月11日，也就是梅尼斯死去当天，在发往北京军机处的一份急电里，东三省总督锡良以“万万火急”的字眼，吁请朝廷禁绝满洲交通。在这份电报里，这个清介刚直、“颇有政声”的封疆大吏，勾勒了此后两个多月的满洲景象：“此次疫症，因东清、南满火车往来蔓延甚速……（应）于火车经过大站添设病院、检疫所，凡乘火车由哈赴长、由长赴奉之商民，节节截留，一体送所检验，过七日后方准放行”；“如长春、公主岭、昌图、铁岭、辽阳、新民、沟帮子、抚顺、本溪、凤凰、安东等处，均经颁发章程，一律查验”……

    几十万旅客被安置进沿途车站，满洲一下子寂静下来了。不仅如此，在锡良的主持下，以大部分府县自行防疫、“奉天、哈尔滨两城与日俄合办”为原则，满洲官吏与日俄当局进行了紧急协商。1月14日，在山海关严密盘查、“过往绅民须经五日方予放行”之后，南满铁路停驶，京奉火车停售二三等车票；1月19日，中东铁路全线禁运，同时划拨出120节车厢以隔离疑似病人……短短几天时间，满洲交通断绝、商旅不行；这些措施是如此严厉、如此彻底，以至于太子太傅、钦差大臣郑孝胥也在山海关停留五日后才得以返京。

    紧接着，一个个检疫所、一处处临时医院，沿着铁路线迅速铺张开来。在锡良雷厉风行的敦促中，以铁岭县为例，它先后设立了1个防疫局、17处防疫所、7个防疫分卡以及一家疑似病院和15个隔离所；以德惠县为例，它先后动员了10名医官和217名办事人员，进驻4个防疫分局、8个防疫所和10处诊疗所、隔离所……短短一个多月时间，东三省共设置防疫机构1746处，它的触角延伸进了广漠的集镇、乡村。

    如果说，锡良的种种手笔，为他赢得了晚清名臣、“一代能吏”的名声，那么，在傅家甸主持防疫工作的伍连德，则吸引了更多的目光、更广泛的关注。这一年，伴随着各地报馆雨后春笋般的出现，无论关外的《盛京时报》、《满洲日报》、《奉天公报》，还是关内的《北京日报》、《申报》、《大公报》，乃至众多日俄媒体……几百份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着满洲鼠疫；一时之间，“竟成世界新闻”（《郑孝胥日记》）。而他们挑选的新闻眼，无一例外地是伍连德所在的傅家甸。

    傅家甸成为满洲鼠疫的成败象征了。也是一月中旬，在伍连德的统筹下，这个共有2万4千居民的重疫区，被划分成了四个片区，“各区置主任医师一人，助手二人，卫生勤务18名，警察26名”，实行日夜监控。与此同时，一千余名步兵、卫生警察戴着口罩，管制街巷、稽查人口，“四区居民，佩戴符号，如需往来他区，须请路条”……

    一个“城中之城”出现了。然而，在十余天的防治之后，傅家甸死亡人数不降反升。

    大约1月20日，死亡人数超过150人；五天后，达到160余人。到1月28日，一个历史性的数字出现了：183人。更可怕的是，防疫人员的殉职比例与日俱增：除58名医生死亡6人外，五百余名杂役遇难102人，七百余名警察病死35人，仅有区区150人的救护队，更有69人先后身亡。一时之间，傅家甸死气沉沉，绝望笼罩着每一个人……

    又何止是一个傅家甸？众多亲历者留下的奏章、报道、笔记、回忆，记载了一个“地无完土”、“人死如麻”的悲惨满洲：这一年腊月，锡良注意到，“棺木销售一空，许多人家不得不实行蒿葬”（《锡良遗稿奏章》）；《盛京时报》这样描述罹难四千余人的长春，“死尸所在枕籍，形状尤极惨烈”；而几十年以后，一个乡民所回顾的村屯惨状，或许正是广漠农村的一个缩影：“腊月末……郭老十回家过年，除夕病死，停尸五天，致使全家53口人死亡32口，随后殃及全屯。老胡家七口病死六口，全屯死亡近百人。至正月二十日终熄”（《榆树文史资料》）……

    三四万人先后死去了。直到1月28日，伍连德发现了满洲防疫的又一个死角。

火葬

    一队马车沿着傅家甸坟场缓缓绕行。在冬日的朝阳中，伍连德、于泗兴以下几十名中国官员目睹了冰天雪地里惨绝人寰的一幕：几千具尸体横七竖八，有的裸尸而卧，有的被钉在薄薄的棺材里。在长达几里、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尸山棺海前方，是恍若死城的傅家甸。伍连德后来记载：“北风凌厉……有太阳”。

    毫无疑问，这个死角是哈尔滨鼠疫幽灵久久不散的渊薮之一：作为微生物学博士，伍连德知道，鼠疫杆菌可以在低温条件下存活很久；尽管死者不能“飞沫传染”，但在这个病菌的温床，搬运尸体的救护队、复杂埋葬的杂役工，染病的概率还是远远大于其它地方。这或许就是救护队与杂役工殉职比例居高不下的缘故。更何况，谁能担保死者家属不前来祭奠、哀哭呢？谁又能说这些病菌不会通由老鼠、引发雪上添霜的典型性鼠疫呢？……

    问题在于，在天寒地冻的满洲，掘地埋尸绝非易事，这就是几千具尸体迟迟不能入土的原因；问题还在于，在暴尸一个多月后，倘若再行安葬，抬尸的工役或许会百无一存。除了火化，没有更安全、更便捷、更一了百了的办法了……

    当天午后，以伍连德、于泗兴为牵头人，哈尔滨全城官员、傅家甸众多士绅纷纷在焚尸电报上联名请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牵连着一个更敏感、更重大的话题：千百年来，这个民族最根深蒂固的习俗之一，就是在土地里玩耍、在土地里劳作、在土地里安息。即使赤贫如洗的乞丐、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各地善堂也往往会张罗一副薄棺材、几尺乱坟岗，送死者入土为安。在得到朝廷的谕旨前，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自行焚毁几千具尸体呢？谁能断言家破人亡的几万民众，就不会出头抗议呢？

    又何止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十年前动摇国本的义和团风潮，就是由洋人修筑铁路、“破陵毁墓”引发的。“一朝被蛇咬、十年烂草绳”，风雨飘摇的朝廷会不会担心此举激起民变，乃至给革命党、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的各地士绅以煽风点火的机会呢？谁也说不清……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仅仅两天以后，1月30日也就是旧历除夕的晚上，朝廷的“准奏”回电就抵达了哈尔滨。

    一向颟顸、懦弱的摄政王何以一反常态？守旧得近乎腐朽的朝廷，何以拿出几近欧美国家的气魄？也没有人说得清。后来，一些传记作家对此进行了形形色色的解释，其中不乏戏说成分；然而，在那个旧的已死、新的方生的年份，或许只有时代暗潮能够诠释这一切：以锡良为例，这个蒙古族进士，曾历任山西巡抚、河南巡抚、热河都统、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和东三省总督的一代廉吏，在四川任上即开始大力推行这个古老省份的近代化。他派遣留日学生、兴办“劝业场”、创建巡警衙门和现代学堂，并以官商合办的方式，筹建川汉铁路公司、川江轮船公司、幼童工读厂、社会福利院……

    锡良的个人阅历，完整地展现了一代士大夫的心路历程。而在官员、大吏之外，变化的还有士绅与民间。自从开放报禁，种种新观念、新思潮就蜂拥而来；以铁岭这样的小县份为例，“虽无总报馆之设，而分馆之代派已有十余处之多”（《铁岭县续志》）。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中国天空的色彩就是那样诡异：一方面，社会与国家日暮途穷；另一方面，新的希望、新的生机也被悄悄地孕育着。正如这场鼠疫是那个夹缝时代的产物，是中西交汇的结果，并以三国汇集地满洲为主要爆发地那样，它的主要防治人物，也是一个“大国寡民”，是一个不会说汉语的中国人，一个没有白人血统的英国公民。它富有寓意地折射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一角真相……

    无论如何，这一年春节，也就是西历1911年1月31日，在伍连德的主持下，几千名杂役、救护队员聚拢了几千具尸体，并泼洒上几吨煤油。此后三天，大火无穷无尽，烧红了哈尔滨的半片天空。伍连德写道，目睹亲人遗体的化为焦炭，两万名傅家甸市民面无表情、“呆呆出神”。

    次日，傅家甸死亡人数从183名下降为165名，“此后日渐消减……至3月1日，竟完全停止”；而在俄界焚尸1466具、长春焚尸4643具、六十余个府县纷起效仿后，“其它地区，至四月底，亦告肃清”（姚崧龄，《“抗疫医生”——伍连德医生》）。

    就这样，满洲鼠疫渐渐地成为历史了。而它的余音并未终结。

    也是1911年，奉天防疫总局编撰了《东三省疫事报告书》，它统计的中国居民死亡人数为50，927人；加上日本殖民区的228名死者，加上关内各省的近万名死者，至今为止最精确的死难统计是60，468人。对这个初初开垦的处女地来说，这是一场空前浩劫。在这场浩劫之后，鼠疫仍然不时爆发，为此伍连德在关外逗留了许多年。

    然而，这场浩劫也留下了诸多遗产：在遍及三省的防疫机构设立、中国医学的从哲学化“一变而为科学化”之外，它还为后世的“飞沫传染”类瘟疫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借鉴。92年以后，同样因为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侵占，同样是一种非典型性肺部传染病，也同样采取了伍连德的办法，在那场被命名为“SARS”的抗争中，共有7296人被感染，却只有526人死亡。它印证了这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进步。

    但，和满洲鼠疫没有什么两样，在更深远的意义上，“SARS”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反思角度。这种角度亘古有之、历久弥新。那就是人类该如何与自然相处。

黑死病

    黑死病（Black Death或Black Plague）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起源于亚洲西南部，约在1340年代散布到欧洲。因患者的皮肤上会出现许多黑斑，所以这种特殊瘟疫被人们叫做“黑死病”。

    1348年，一种被称为瘟疫的流行病开始在欧洲各地扩散。该病从中国沿着商队贸易路线传到中东，然后由船舶带到欧洲。引起瘟疫的病菌是由藏在黑鼠皮毛内的蚤携带来的。在14世纪，黑鼠的数量很多。一旦该病发生，便会迅速扩散。另据考证，黑死病的大爆发也与中世纪欧洲大量的屠杀所谓女巫有关，因为当时的普遍信仰宗教欧洲人认为猫是女巫的宠物和助手，所以猫被大量的消灭，以至于在当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猫在欧洲绝迹。黑死病重要的传播媒介老鼠则在这条断裂的生物链中以几何数量增长，为黑死病的爆发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黑死病是历史上最为神秘的疾病。从1348年到1352年，它把欧洲变成了死亡陷阱，这条毁灭之路断送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总计约2500万人。在今后300年间，黑死病不断造访欧洲和亚洲的城镇，威胁着那些劫后余生的人们。尽管准确统计欧洲的死亡数字已经不可能，但是许多城镇留下的记录却见证了惊人的损失：1467年，俄罗斯死亡127000人，1348年德国编年史学家吕贝克记载死亡了90000人，最高一天的死亡数字高达1500人。在维也纳，每天都有500-700人因此丧命，根据俄罗斯摩棱斯克的记载，1386年只有5人幸存。

    同样的疾病多次侵袭欧洲，直到1700年代为止，期间造成的死亡情形与严重程度各不相同。较晚的几次大流行包括1629年到1631年的意大利瘟疫、1665年到1666年的伦敦大瘟疫、1679年的维也纳大瘟疫、1720年到1722年的马赛大瘟疫，以及1771年的莫斯科瘟疫。 (本文来源：国家历史 作者：丁三)

转自：http://www.pc18.com/Vision/200807/299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