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身处“五七”“五九”两级的学子，但凡两届的同学会我都是要积极参加的，因为我热爱培育我的浙大母校，更忘不了情长谊深的同学。我是个平凡的学子，在校时，有过坎坷的历程。在母校100周年校庆到来之前，年级筹委会做了很多工作，张凯声同学约我写文章，我被他认真而热心的精神所感动，虽然我的经历很平淡，但平平淡淡是真，在老同学面前谈谈吐吐，也是一种快慰，

我是杭州人，家境不宽裕，一九五七年在杭州二中毕业后，考入了浙大土木系工民建专业，就读575班。众所周知，我们都经历了五七年的政治风云，五八年的大跃进，五九年的反右倾拔白旗等等运动，我们这些学子在党的教育下兢兢业业，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付出了诸多的辛勤和努力。五九年我从工民建575班调入了建筑学571班学习，六○年的院系调整去了杭州工学院并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六一年五月，在国家“巩固调整、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学校搞下放运动，当时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由于我父亲的个人历史问题，我被列入下放名单。当时已是建筑学四年级的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搞懵了，从学校到农村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多大的转折，我迷茫了，情绪困惑到了最低点。此时此刻，同学们都以同情的眼光，真切的情感安慰我，鼓励我，送照片，送纪念册、纪念品，一片真情，永生难忘。我知道，现实是回避不了的，何况我受党的多年教育，母校以甲等助学金培养了我，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个人利益总是要服从国家利益的。我想与其苦苦恼恼离校下放，不如豪豪爽爽去面对现实，于是我按系领导的要求，身戴大红花，在全院大会上作过报告。六一年六月一日，我在’戴花要戴大红花，听话要听党的话”的歌声中，学校把我们这批下放同学送到了杭州大观山果园。农场是一片山地小丘，住的是茅棚草舍，喝的是池塘死水，行的是泥泞山路，干的是锄草挖地、施肥挑粪，酷暑寒冬都在露天作业，每月工资24元，定为三级农工，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了。在这种生活的突变中，说实在话，人非草木，此时此刻，内心的迷茫和惆怅是可想而知的，我又一次鼓起勇气对自己说，接受命运，男子汉立得起放得下，不要窝囊，要挺起胸膛。幸好我们有40多位一起下放的男女同学，大家互相安慰，互勉互励，同舟共济，一起劳动，一起歌唱，就这样慢慢习惯，慢慢锻炼，在农场度过了一个半春秋。命运的安排，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我与纺织系五九级一位女生，如今的结发妻子曹紫英恋爱结婚。当时学校对下放的学生的政策是在农村长期安家落户，农场领导也是鼓励安家落户，就这样我们在一间小草屋中，两只旧箱子，一只竹床结婚了。真是同命运共呼吸，相依为命，互相安慰。六二年十月在高教部的关心下，母校又安排农场的同学回校复学，又是个戏剧性的变化，对我来说又是喜来又是优，喜的是可继续完成学业，忧的是爱人怀了孩子，无法就读，离开农场又无工资来源，生活无靠。好在我已在逆境中磨炼过，再苦也要顶过去，就这样我插到工民建五九四班，当时已是四年级的第十周了，我要重新把结构课程一一补上去，一面上新课一面补旧课，要多花一点时间去学习，去弥补，星期天还要去集中处理家务，照顾爱人和孩子。幸好我有一个好身体，五九四班和五九级的同学同情和关心我们下放过的同学，在学业上他们热心帮我补课，在精神上他们鼓励我，温暖着我，在生活上也经常帮助我，让我度过了各种困难，顺利地完成了两年的学业，直到毕业。如今这些往事的回忆，无论是“五七届” “五九”届同学，他们给我纯净而真挚的友谊永远地埋在我的心底里。

毕业后，我被分配在浙江省石油化工设计院。我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业，更热爱祖国的建设事业。六四年我参加了农村社教工作，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插秧、种田、搞水利，锻炼了身体，又磨炼了意志。一年后回设计院工作，开始走着平坦的路。文化大革命我没去“造反”，抓革命促生产，搞设计去现场，卅二年来参加过大大小小200多个工程设计项目，与大家一样按时间晋升工程师、高工。八四年我去支援西藏；八五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也担任了土建室支部书记兼副主任，在事业上作过努力，写过一些论文，有一篇获得市级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九一年底我参加了杭州经济开发区的首幢标准厂房的设计。自那年起连续六年我担任着我院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项目设计负责人。我被杭州结构与地基处理研究会聘任为建筑结构学术委员会委员。

家庭情况：爱人曹紫英后来被落实政策，补发了丝绸工学院大专文凭，在厂里做管理工作，现已退休。长子刘臻，六三年出生，大专毕业，曾任省石化技术贸易公司总经理；大媳妇北师大本科毕业，在杭州工商大学任教。次子刘靖，现任宾馆餐厅经理，小媳妇是文艺工作者。一家人就这样平平淡淡，但很温暖祥和。我有一个长孙，现就读于美国加州理工大学，一个孙女现读高中。如今我已退休近18年，有时也发发余热，看看老伴儿孙，想想过去，可谓知足常乐矣！

《原作於：浙大百年校庆“五九级同学期刋”，2015年3月整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