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可能是世界之最
　　既然是“民生挂帅”，“百姓事无小事”，那么百姓的所疾所苦，就是中央必须加以认真而快速解决的问题。如此想法，已然成为国人的惯性思维。住房、医疗、教育、治安，几乎所有涉及民生的方方面面都抱高度期望。从正负两方面来看，这无疑给胡、温以无穷大的推动力与压迫力。
　　事实上，在中共中央把“收入差距问题”浮上政治局会议的水面之前，不少部署与动作已经展开，诸如免征农业税、建设新农村、《反垄断法》立法、《义务教育法》修订、打压房地产价格、个人税收改革、京沪穗公务员加薪、军人加薪、国家公务员加薪等等，下一步还将有一些抑制垄断行业高薪的措施推出，共同目标就是缩小收入差距。
　　2000年曾经有过一次城乡居民整体收入的统计，当时的数字已经相当惊人：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的收入占到居民全部收入的51%以上，而占总户数20%的贫困户的收入只占居民全部收入的4%左右。两者之比从改革初期的4.5比1，扩大到12.66比1，那时就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当时，江泽民曾反复引用过这个数字，可严峻形势却一直未见改观，反而有恶化趋势。不知何故，以后这种统计再未见过。
　　2004年由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做出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城乡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如果把公费医疗、失业保险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前不久，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公布了最新的权威统计，“目前中国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收入分配相当不均”。
　　基尼系数乃国际上用来衡量国民收入差异的指标，通常把0.4作为“警戒线”，显然中国的现状已经步入危险的境地。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得出结论，实际的基尼系数要更大一些。
　　从拉美国家情况看，“基尼系数”的拉高与国家动荡密切关联。而且，国外那些“基尼系数”高的国家，经历几代人的时间才拉大了差距。而中国，从毛泽东的平均主义到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到普遍性的收入差距拉大，中间只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无疑，这已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胡温开始酝酿改革方案
　　不久前，胡锦涛率领中共中央一干人，把党外人士请进中南海座谈，听取他们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意见。席间透露，党中央和国务院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中共十七大即将于明年召开，触及深层次的攻坚改革被传为“主旋律”。百姓看得很重的收入差距问题也自然成了重中之重。在这个时段，中央必须为面对“收入差距”做些热身准备。
　　其实，让中南海颇伤脑筋的是：虽然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主要是过于注重经济效率造成的，但一些有识之士及社会思潮普遍认为，主因还在于官场腐败和行业垄断，它们才是真正的罪魁。如此说来，这些当然都和政府有着脱不开的干系，尤其要让有着利益关系的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切割利益，绝不会是件简单之事。
　　在中央和社会都深具影响力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把造成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的原因框定为：一是腐败，二是垄断。要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把腐败治住，使垄断行业实现市场化。
　　比之令人失望的越治越腐之官场，人们现在把更多愤怒发泄到了行政垄断和行业垄断。
　　过去，垄断行业常常披着一层具有欺骗性的面纱：都是国有企业，是国家的，更是人民的，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为社会作贡献。随着市场意识形态的启蒙，这套说辞失去了说服力。一方面，这些垄断企业不与国家分红，另一方面，这些企业的高利润并没有回归人民，而是在行业内部被瓜分了。
　　此时，老百姓如何对垄断还有半点好感和忍耐力？从用电到用水，从电信到石油，从邮政到航空，人们可以清楚感受到自己的日常生活被垄断企业控制，公众当然难以容忍。
    社会学者杨鹏指出，中国目前绝大多数公共品的供给都带着垄断色彩，造成了公共品供给的低效率和短缺。比如，看病为什么贵，表面上是市场化，实质是垄断，医疗资源处于行政垄断之下，政府与公益医院的利益纠缠不清。“上不起学”也源于这种体制性的资源垄断，住房、交通、电力、石油等莫不如此。
    这些年来，网上网下对垄断一浪又一浪的声讨，早已传进了中南海。老百姓由于义愤，曾经用蛇蝎来比喻那些逞威的部门，比如把警察比喻为“黑蛇”，把医生比喻为“白蛇”，把教师比喻为“眼镜蛇”。社会大众的容忍已到了临界点，不满也到了一个爆发点。
    今年年初，“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就社会敏感问题，在中央党校对一百多名地厅级领导干部进行了调查。这些领导干部在回答“当前中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哪些问题”时，“居民收入差距”成为首选；回答“2006年改革的关注重点是什么？”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占鳌头；回答“中国当前必须注意的主要风险？”时，“贫富悬殊”居榜首。
    以上三个问答结论表示，各地领导干部们，对贫富悬殊的严重性和危害性，颇为心知肚明，只是在等待中央的指示和行动。

专家学者献计献策
    此问题已成为官、学、商、民热烈探讨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曾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表观点：“在处理收入差距拉大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少说多做。”他认为，不少国外经济学家，都不知道自己国家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是多少，但在中国，很多经济学家却大炒基尼系数，结果搞得民众对不平等进行抱怨，形成仇富心理。
    同一会场的吴敬琏随即表态：同意易纲说的，不应该加以炒作。不曾想，后来吴敬琏“不应该加以炒作”的看法，在网上遭到一通狠批。网民指出，不是任何问题都能炒作出来的，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根本不是炒作，而是真实的存在。
    事实上，易钢也好，吴敬琏也好，其意并非要避讳收入差距，而是强调在渲染之外怎样找到解决的办法。吴敬琏在提醒“不应该加以炒作”的同时，也说到“如果说我们收入水平拉大到现在这个程度，应该说我们这个社会是生了病了。生了病不能讳疾忌医，把它提出来是很重要的。应该以一切明确的方法去应对，不然只能使这个问题弄得越来越复杂，而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迎生教授认为，中国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足，比如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管理层成员的工资上升过快，这实际造成了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过快、过大。应当扩大中等收入成员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
    全国政协社法委副主任、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建伦呼吁，“建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势在必行”。他认为，按2005年的救助水平，在全国建立农村低保只需资金近60亿元，依目前财力“完全可以办到”。
    中国经济学家左小蕾今年初在一篇专栏里提出：立法难，执法更难；形似难，神似更难。这两个观察虽然是分开的，但其实后者制约了前者。在推行各项政策和改革措施时，下命令，订高指标，立严法，这是中国常见的情况，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执法强度配合，使相关精神的贯彻，各种政策都将难以产生效果。这种情况的风险是，它可能成为一种恶性循环，你越是订立制度，腐化制度的力量越上涨。

期待胡温以柔克刚的成效
    据悉，国家发改委所属的宏观经济研究院，已启动了一项为中央制定政策服务的“公平分配制度模式选择”之课题。据内部人士透露，在收入分配领域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大原则没有变化，但中央在分配领域内形成的新思路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
    有学者对政府扮演的矛盾角色表示担忧：解决这些不公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作为老百姓，首先就是希望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向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倾斜，政府此时也感到义不容辞，已经拿出和将要拿出更多的资金去补贴给弱势人群。
    然而，为了实现大规模收入转移，实现扶贫济弱的目标，政府就需要掌握大量的资源和财力，于是，不仅政府控制大量的社会公共资源具有合理性，而且，政府还可以据此进行新一轮征税，以便实现这些目标。
    结果，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制度怪圈，即现有的不公平交易机制造成了收入不合理和垄断高额收益，同时又不得不依赖政府及其垄断部门从不合理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来进行再分配。政府强化权力地位是一种难以克服的本能，不管其动机是如何的善良，但结果往往并不如愿以偿。难道能指望依靠不合理的机制来得到合理的再分配？
    从以上的种种情况中，不难看出，中南海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肯定要有所作为，但肯定也是困难重重。收入差距是一把双刃剑，没有差距就没有效益，但差距过大又存危机；中南海的“作为”也是一把双刃剑，过轻起不到效果，太重又怕打击了进取性。试想一下，腐败和垄断哪有那么容易就解决？
    然而，既然胡温已决定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上做手术，就应该有个短、中、长期的治疗方案和结果。如果他们没有碰硬的决心，也就不会去碰硬，需知他们两人有着共同的特质：以柔克刚。所以，不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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