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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林桥南万木春
——苏德隆和他的教授朋友们
蒹 葭
七十年前的上海，在这座城市的黎明之前，一群高级知识分子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人生的抉择。
归心似箭返故国
1948年11月初，新型抗生素微球菌素发明人、英国皇家统计学会会员、微生物学会会员苏德隆博士乘坐邮轮从英国回到了上海。自1938年受卫生署署长颜福庆电召,奔赴抗战前线任卫生署医疗防疫总队队部医务主任及第一大队大队长以来，苏德隆阔别这座曾求学、生活了多年的城市已10载余。
苏德隆教授是1944年离开中国的。那年夏初，他参加了第八届庚子赔款留英招考，由于迟迟未发榜，是年10月苏德隆经卫生署推荐，获美国洛氏基金会资助，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公共卫生学院进修卫生防疫学一年。1945年春，苏德隆接到了驻美大使馆转来国内英庚款董事会电报，告知已被录用，要求其秋季开学前到达英国牛津大学进修。于是在1945年秋毕业获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M.P.H）后，苏德隆由美直接赴英国牛津大学病理学院，师从医学泰斗、刚因发明了青霉素获得诺贝尔奖的弗洛里（H.W.Florey）院士研究抗生素。
1947年，苏德隆在世界上首先发现并提炼成一种强力抗菌素，即微球菌素（micrococcin）。1947年12月8日，英国路透社发了一则电讯，以“新的盘尼西林苏德隆研究成功”为题。上海的《益世报》《时事新报晚刊》等诸多报刊，以及《科学》等杂志把这则电讯刊登出来了：“由中英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资送留英深造之苏德隆博士，近因在研究一种较前更新与更强有力之盘尼西林方面，获有优异成绩，顷由邓威廉爵士之病理学院颁与苏博士以荣誉医学博士学位。苏博士之研究结果，或将造福人类不浅，盖英国医业公会目前对于某数种情形下病菌所具抗盘尼西林能力之现象，甚感困惑云。”
是年，苏德隆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时入选为英国皇家统计学会、微生物学会会员。留英期间，中华医学会派苏德隆代表出席了1947年9月17～20日世界医学会WMA（WorldMedical Association）在巴黎举行的成立会议。1948年6月30日中华医学会应邀派苏德隆出席了英国医学会第116届年会。1948年夏，苏德隆列席了联合国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日内瓦会议，此次大会宣布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成立。
很快，国内的辽沈战役打响了，历史的大转折拉开了序幕。面对和平而优越的研究环境及导师弗洛里教授的盛情挽留，究竟是去还是留呢？国内的官宦及其家属们正忙着想方设法离开大陆，身在国外的苏德隆没有忘记灾难深重的祖国，他并没有多加犹豫，因为他早已心似弦箭，他的祖国、他的母校、他的家人在盼着他归来呢！
民生凋敝间拒赴吉隆坡
1948年11月，苏德隆回到国立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科正式上班。然而苏德隆回沪后面对的，已然是一副工商凋敝、物价飞涨、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乱象——早在半年多前的3月，上海实施了全面配给，市民凭证每人每月配粮7.5公斤。4月即实行持证购米，然而“门有长队，店无存粮”。紧接着8月19日实施了币制“改革”——以金圆券1圆兑换新法币300万元，并实施限价政策，结果商家惜售，米价越限越高，粮源越限越少。每逢米店出售配米时，居民蜂拥而至，人山人海，唯恐买不到米。10月改为配给米，“每证面粉10斤，不愿吃面粉的待有米时再购”。市面开始发生“抢米店”风潮，蒋经国“打老虎”失败，通胀惊人，物价一天几变，生活一月比一月困顿，工资到手后，必须马上换购“大头”。好在国立上海医学院有附属中山医院的支持，学校发放的薪水在上海的大学中已是最好的，而且苏德隆一回到上海，学校便将其工资提高到了最高额，他的夫人绮娟在私立诊所当护士，然而即便如此，两个人工作供养大家庭还是捉襟见肘，家里能买到的米也常有霉变，三个不足10岁的小孩子要负责挑拣霉米。
苏德隆回到上海之后，与自己在牛津的导师们通信，告以平安回国的经过，言语之中不免提到了国民党治下上海居民生活苦痛贫穷的情状，几位导师都很着急。Dr. Heatly是获诺贝尔奖的青霉素发明团队成员，也是苏德隆的导师之一，他怕苏德隆没有吃的，就寄来食物包裹一个，但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导师弗洛里（Florey）院士听闻苏德隆的消息后，马上将他的处境告诉了马来西亚首府吉隆坡医学研究所的所长，请他们设法安排苏德隆的工作。于是很快该所所长就发来一封电报，请苏德隆去当该所的研究员。
1948年底，国民政府教育部策划将国立上海医学院及复旦大学等高校迁往台湾，学校里谣传四起，人心不定，许多大学教师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苏德隆在接到吉隆坡医学研究所电报后，询问当时上医细菌科负责人魏曦，是否了解此机构的情况。魏说他知道吉隆坡有这个医学研究所，是英国人办的，情形和自己曾任职的北京西路铜仁路口的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差不多，其负责人是科学界的知名人物，是个不错的研究工作机会。苏因甫自国外归来，虽然非常感动于导师们的关爱，上海的社会情状也确实困难，但他深信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希望自己的所学能为自己的祖国服务，遂婉辞谢绝，不去吉隆坡。
苏德隆拒绝这个工作机会有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他肩负着重建国立上海医学院卫生科的使命。
抗日战争期间，内迁后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卫生科的人员、器材、图书馆都被搞空了——张维和赖斗岩两位教授先后离开，黄子方教授去世了，院长朱恒璧的弟弟朱席儒借调出去了，苏德隆自己则被借调到卫生署任医疗防疫总队队部医务主任及第一大队大队长，后又调任卫生署贵阳卫生人员训练所教务长。当苏德隆1943年9月回到内迁到重庆的国立上海医学院（歌乐山）任副教授时，卫生科连组织构架也不存在了，当时仅有一个义务兼课教授的梅贻琳，但并不正式开课——抗战期间梅贻琳任重庆市卫生局局长，他有个哥哥便是清华在任最久的校长梅贻琦。抗战胜利后，梅贻琳任了中央医院院长，上海医学院教授等职，施医布教。后梅贻琳去美国定居，于1955年病逝于美国。
国立上海医学院原本藏书丰富，全面抗战爆发后图书、器材、物资在辗转迁往内地时不少分散了，及至抗战结束复员上海，又遭厄运——1946年9月16日运送上医物资和员工行李的怡康轮在长江上烧毁沉没，医学院大批图书、资料、仪器被毁，随船的朱席儒也被烧伤，另有一名工役下落不明。
要正常进行卫生学教学，卫生科就需要重新建立起来，这是苏德隆回国后的第一要务，人、财、物都少不了。1948年底的中国，国民经济动荡，屡在崩溃边缘，上海各高校的经费都异常困难。即便在经费如此极度困难时期，上医还是要添聘大批的教学人员并拓展乡村卫生教学区。那经费怎么筹措呢？在苏德隆回国前，当时的卫生科主任金宝善已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联系，由后者补助美金五千元作为重建上医卫生科之用。苏德隆在回国的时候，带回一批显微镜、保温箱等实验器材，金宝善又为上医捐得两种英国医学杂志（周刊），又自中央生化制药实验处处长杨永年处搞到许多旧仪器材料，而朱恒璧又自美国助华会给上医的物资中拨出一大箱给卫生科。于是卫生科不仅有了像样的规模，而且在国立上海医学院各科之中算得上人才最多、经济最富的一个科了。
意外来访的不速之客
1949年初的一天晚上，一位不速之客敲开了祥庆村17号苏德隆的家门——原来是苏德隆中央大学的老同学沈其益。沈其益此番秘密来到上海，乃受其兄长沈其震所托，身怀一项特殊使命，广招高级专家教授动员去解放区。沈其益在中央大学的老师邓叔群是中国著名的真菌学家，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沈其益来约请老师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工作。沈其益曾担任中华自然科学社常务理事和总干事多年，和苏德隆是致力于“科学救国”的“同志”，于是便首先找到了这位在上海人脉广阔的老友，开宗明义讲明了来意。
沈其益是湖南长沙人，出生于一个开明绅士家庭，比苏德隆小三岁，1929年经过自学，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学习植物病理和真菌学课程，与正在理学院读医预科的苏德隆同院就读，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务接触频繁。1937年，沈其益考取了中英庚款第五届公费，被选送赴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皇家学院和洛桑斯特农业研究试验场，师从于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布朗·格纳特教授。1939年，沈其益获得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赴美国入明尼苏达大学，任名誉研究员。1940年，沈其益回到祖国，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后又任母校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沈其益留学归国后便担任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常务理事和总干事。
沈其震比弟弟沈其益大三岁，与苏德隆同年，1906年2月生于重庆。沈其震早在1926年就读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期间就认识了叶挺，1937年10月新四军筹备处成立时，在军长叶挺的动员下，出任新四军军医处处长，负责筹组军医处；1941年军医处改制后任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抗战期间他先后从上海动员了一批教授、专家到革命根据地。1942年沈其震担任华中医学院院长，日本投降后，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解放区救济委员会副主任。1947年，沈其震向周恩来建议在大连办学。当时的大连是苏军军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殊解放区。1948年，中央电示沈其震即去大连办学。办大学需要师资，特别是医学院，需要好的教授。为筹建大连大学，沈其震打电报给正在国统区的三弟沈其益，兄弟俩在香港见面，沈其震委托弟弟在宁、沪等地招纳人才，凡是爱国的，有真才实学的，愿意到解放区工作的科学家，统统欢迎。沈其震在香港负责领导组织，沈其益负责联系内地的科学家。于是沈其益秘密穿梭于上海、南京和香港之间。
策动上医教授赴解放区
此时的国统区一片白色恐怖，特务活动猖獗，上海也在大肆搜捕共产党和爱国教授、进步学生。在上海临近解放的半年中，国立上海医学院有不少爱国学生和部分教职员工被捕，大家知道的至少有3次，人都是特务按黑名单半夜里从宿舍抓去的，因此一旦被发现为共产党工作便有坐牢和杀头的危险。
苏德隆不仅热情招待了老朋友，还和沈其益摸排讨论了可动员的对象。虽然苏德隆本人需要留沪支撑上医校务，无法离开，但在苏德隆的斡旋下，与其知根知底的三位学长，同为上医教授的魏曦、张毅和方侃接受动员，先后分两批携眷取道香港前往大连解放区筹建大连医学院。1949年秋，关东医学院与大连工学院并入新成立的大连大学，成为大连大学医学院，沈其震任院长。1955年，沈其震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苏德隆在英期间进行抗生素研究，回国后与细菌科主任魏曦的交集较多，故此首先动员了魏曦。魏曦赴大连后，原本上医的细菌科主任就由身为卫生科主任苏德隆来兼任。
魏曦，湖南岳阳人，年长苏德隆三岁，1933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是苏德隆高两届的学长。魏曦在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就读二年级时，肄业参加北伐军当了军医，1928年又重新在老师颜福庆办的国立上海医学院插班学习，直至1933年成为国立上海医学院第三届毕业生。魏曦毕业后在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以研究员身份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斑疹伤寒立克次体组织培养法获突破性成功，获哈佛大学研究院奖。1939年魏曦归国后进入国民政府卫生署中央防疫处担任技正，后又任中央防疫处处长。1947年，魏曦任上海医学院细菌科教授兼卫生署中央防疫处上海分处处长，直至受苏德隆动员去往解放区大连，任大连医学院微生物学专业教授。魏曦是我国微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历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微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对我国生物制品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入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张毅，湖南宁乡人，比苏德隆大四岁，193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医学院（即国立上海医学院前身），亦是苏德隆的学长。1935年张毅留学英国，先后入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学习，获医学和哲学博士双学位。张毅1938年回国，任上海医学院药理科教授，是当时著名的药理学者，兼上海天丰药厂厂长。1949年春赴大连解放区任大连大学医学院教授、药理学科主任。张毅1950年先后任大连医学院教务长、副院长，兼旅大市副市长，遵义医学院药理教研室主任、副院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生理科学会理事，民盟第三届中央委员、贵州省委副主任委员、中国药理学会名誉主任委员。他致力于心脏的生理、生化与药物的关系、局部麻醉药的药理作用研究，成绩显著。主编全国药学专业的《药理学》教材，在药理学教材建设及推动我国药理学发展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方侃，湖南长沙人，与苏德隆同岁，1925年至1929年就读于湖南长沙雅礼大学理学院及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1934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获博士学位，比苏德隆早一年毕业。1944年前，方侃在上海医学院历任红十字会医院防痨科医师，胸外科主治医师、讲师，防痨科主任、副教授等职。后来又任上海南洋医院主任医师，上海防痨协会结核病第一医院医务主任、院长，上海中美医院肺科主任等职。他对结核病外科手术进行了长期研究，成为国内早期开展肺结核外科医疗的少数专家之一。1946年至1947年，方侃到美国康乃尔大学医学院留学继续深造，进修胸外科专业。1949年，方侃自美国归国不久，便被苏德隆动员去了大连，任大连医学院内科教授、肺科主任。他在大连医学院开设肺科病房，并筹建旅大市结核病防治院，对地区结核病防治做出了贡献。1952年，方侃兼任旅大市结核病防治院院长。1957—1965年任大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1957年1月，方侃以国际防痨协会会员身份，代表中国防痨协会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第十四届国际防痨会议。
魏曦、张毅和方侃三人后来不仅是大连大学医学院，也是全国的医学各专业领域执牛耳者，他们同苏德隆一样，都在1956年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教授，而大连医学院当时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教授的也就是这三位。解放后，苏德隆应国家和人民的需求，放弃了他所熟悉擅长和钟爱的微生物学特别是抗生素的研究，改变了其科研方向，毕生投身到血吸虫病等威胁民众健康的流行病的研究和防治工作中。他是世界上首位全面阐明钉螺分布规律、中国血吸虫病生态学的学者，1982年他被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名为莱昂·贝尔纳基金奖（Léon Bernard Foundation Prize），是首位被提名为该奖的中国人，成为我国著名公共卫生学家、医学教育家和医学哲学思想家，我国流行病学奠基人之一。他担任了全国重点高校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主编我国第一本《流行病学》全国统编教材（三次主编），创立中华医学会流行病学学会并任首任主任委员，为我国预防控制血吸虫病、肝癌等重大流行病，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018年11月9日，中华预防医学会授予苏德隆教授“全国血防先驱”称号。
代表上医反饥饿
大学教授联谊会
1947年，由于蒋介石在军事上连遭重创，各大中城市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致使广大公职人员面临失业、饥饿。5月从南京开始，“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席卷全国，此项运动在上海是由上医学生首先发动的。
上海大专院校教授们组织了一个“大学教授联谊会”，当时大学的教授们普遍具有民主思想，他们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系统接受过欧美近代的科学、民主、自由教育，崇尚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特别是有欧美留学背景的教授们，对国民党推行一党专政、压制人民言论自由极为不满，对中国的前途命运深感忧虑，这种忧虑在战云聚拢之际逐渐化作了行动。
1949年春节后不久的2月4日，黑市米价高达每担金圆券七、八千元，米店停业。3月15日政府公布，上海3月份计口配售米“每人整米2市斤，碎米3市斤”。4月份配米每人5市斤。即便是高薪的大学教授，也快没活路了。
国立上海医学院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高等医科院校，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医学、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的专家和领军人物以及卫生行政官员，为医疗和医学各科目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苏德隆是载入上医校史的优等生，出身贫寒的他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读完了大学，1935年他以第一名成绩毕业，获M.D.学位（医学博士）并荣获金质奖章（Gold medal of the ShanghaiMedical College for academic attainment）以及颁予特别优秀者的CUM LAUDE 拉丁文荣誉证书。在求学期间，踵至的国难深深影响了这个年轻人，每次发生学生爱国运动时，苏德隆往往是本院学生的头头。年轻时的经历，使他对于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非常理解和同情。苏德隆回国后不久，便代表上医参加了“大学教授联谊会”。
1949年4月，枫林桥南的上医已满园春色，人们的心情却被战局所牵动着。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通知国立上海医学院及“国防医学院”南迁台湾，并发给上医疏散应变费。消息传出，全校师生群起反对。当时有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自治会，以及由一些进步教授组织的教授会，共同提出反对，并展开护校反迁的活动，同时将图书、仪器等重要物资，整理运出学校，使得上医一切设备得以保存下来（直至上海解放后，才陆续运回学校）。
形势发展得很快。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应下，两天后南京于23日解放。此时上医的校门口已有国民党军警站岗，人们在想，北平和平解放了，没打，上海是不是也会这样呢？上海解放的日子也快到来了吧。
4月26日，国民党军警于深夜闯入包围了上医，一辆警备卡车敞开车尾对着饭厅门口停着,将住在工字楼楼上的男生们叫醒，赶到楼下的饭厅集合，一个个排队从饭厅北端的门赶入，经过大门口那张饭桌时，对着名单挨个检查学生证。教学大楼上女生住的宿舍也被搜捕了。当夜，上医一共有学生和职员共12人被捕，被捕者被直接押上车，押送至建国西路的一所警官子弟学校达人中学。国民党在报上发布消息说“全市共党嫌疑学生集中看管”，全市约有300余同学被捕。到5月的一个夜里，又全体被车送至虹口第四人民医院附近的一所学校。
“大学教授联谊”活动苏德隆参加过多次，讨论内容以要求当局改善教授生活为主，反饥饿，要求发足薪水，发硬通货、黄金和实物，还有一次在会中听取了被捕过的大学生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们开会的地点不固定，时间也是临时通知。临近上海解放时，“大教联”改选理事会，一致同意推选复旦的修辞学、语言学家陈望道教授任理事会主席。陈望道当时是复旦大学应变委员会副主席和向南京国民党政府索取欠款的请愿代表团的代表。这最后一次会议是在复旦开的，此时距上海解放已甚近，空气异常紧张，会后陈望道宣布无定期休会。
两道车辙上的兄弟
苏德隆的二弟光明，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抗战口号激荡下，从军报国参加了青年远征军。台湾光复后，1946年9月，光明作为青年军接收干部由大陆派往台湾，“二二八事件”后，光明被任命为台湾省政府参议，兼任青年军联谊会台湾分会第一任理事长，及干校同学会台湾分会会长。
苏德隆在由英国在回国的途中，邮轮停靠在台湾省的基隆港，苏德隆同二弟光明见了一面，并送给弟弟一块手表。苏德隆很是担心这个桀骜不驯的弟弟，不免反复告诫他不要参与政治活动。此晤之后，兄弟俩天涯相隔，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路。
显然光明对于时局的看法与兄长大相径庭，1949年他多次从台湾写信给母亲鸿声，让她带着小弟光亮、大姐乔琳和她的二个儿子一起去台湾。光明心里很清楚，大哥光熙是绝不会去台湾的。老太太一行从祥庆村17号出发后的第三天，天空正下着大雨，苏德隆的幼女竹君忽见奶奶他们全部回来了，老老少少都从头到脚被雨淋透了。大家感到非常讶异，就问你们不是都上船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原来他们的船刚开到吴淞口，就被解放军的船给拦了下来，只好掉头回上海。老太太王鸿声还在路上摔了一跤，搞得一身泥，回来还差点儿生了病。
上海风声已紧，连日里上医宿舍祥庆村弄堂的铁门早早上了锁，苏家的小孩子们被束住，白天也不许出门了。5月23日，解放军发起了全线总攻，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进入市区后的解放军没有使用重武器。
5月24日，解放军已开始进入上海市区，25日晨解放军占领南京路，向西藏路桥进攻。5月25日清晨，苏德隆怀着好奇和疑虑的心情，在枪炮声尚未完全平息时，就大胆地打开了祥庆村的大门，带着长子伯珙走上街头。他们看到战士们一个个衣装整齐露宿街头，醒着的安静地坐着吃干粮。虽然身着破旧的军装，但纪律严明，秩序井然，秋毫无犯。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让我们一起探寻历史，追寻先贤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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