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早年参加军旅，在郑成功部下任左先锋职，追随郑成功进行抗清斗争。郑成功待他甚好，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得力助手，礼遇甚渥，军储卒伍及机密大事悉与谋。后来两人失和，施氏离开郑军，投靠清政府，成了郑成功的劲敌。 

    对此，有人指责施琅是郑成功的“叛将”，“叛主反噬，为敌效命”等等。这不但全盘否定施琅的功绩，且伤害他的人格，何止责古人太苛，且乃不科学的、有害的做法。人们不免会问，施琅原来在郑成功队伍中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投靠清政府呢?这当然不会是没有原因的。据《先王实录》(亦称《从征实录》、《赐姓始末》等书的记载，施琅甚有才干，但恃才倨傲，屡忤成功，早引起郑成功的不满与恼怒，但因平时军事斗争紧张，无暇顾及解决私人矛盾问题，积怨日深，终有一天爆发了。那是因施琅杀亲兵而引起的。施琅亲兵曾德逃亡，被郑成功提拔为亲随，后又被施琅擒而治之，成功得知后驰令勿杀，然施琅已斩之。成功因此大怒。从此，两人演成为你死我活的死对头。

    明永历六年(1652)四月二十日，郑成功下令逮捕施琅及其父施大宣、其弟施显。施琅被逮后，交由忠定伯洪习山缚于一船中，不多久，施琅用计逃脱，匿藏于副将苏茂家中，郑成功下令搜查，但不可得。施琅出逃后“去安平投施天福依(郑)芝豹，求为排解”(见江日升：《台湾外纪》)郑成功非但不接受调解，还在得知施琅逃入安平后派人去刺杀他。行刺失败，郑成功更为恼怒。竟将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杀了，致使郑、施关系陷入不可挽回的境地。至此，施琅既不能回归郑军，也不能久匿民间，被逼走了投清道路。

    这里，可以这么说，施琅恃才倨傲，目中无人，引起郑成功的不满与恼怒，欲治服他，自是他其咎自取。问题是，施琅错误再大也不至于死罪，更不该杀其父和弟，而郑成功不顾后果，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已。这不能不说是郑成功的失策和过错。

    郑成功起兵竖旗抗清以来，率军统属经大小战役百余次。在斗争中，虽然每多用表扬奖励来鼓舞斗志，但其用法严峻，“果于诛杀”，常以杀立威。被郑成功诛杀的部将，单在《先王实录》中记有姓名的多达七十余员，有的还杀及妻儿并全家的。被诛杀者，除了有几起定为贪污罪外，其他多是战场上“怕死不前”者，有的不杀会影响军心，可也有的则是不该杀的，即：冤案、错案的绝非仅有。这当中，杀施琅的父和弟，可算是郑成功一生中最大的错杀案。虽然，这些并不影响郑成功做为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并不影响其历史地位，但他也让人们看到这样的事实，即：再伟大的历史人物，也会有其局限性。

    按施琅后来的说法，他与郑成功原是有如“鱼水之欢”，只因发生微嫌，终酿成大错。微嫌是施琅的恃才倨傲所造成的，而大错的责任无疑在于郑成功。郑成功在施琅逃脱后，不但要追赶刺杀施本人，还杀了施的父和弟。在郑成功看来，也许这是该杀就杀个干净，既毫不留情，也不留后患，而在施琅，在那你死我活的险要关头，别无选择，除了投清，死路一条，与其坐以待弊，不如拼死找出一条生路。这也正是他的过人之处，是他一生的转折，是他后来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走出的第一步。

    有人说，两军相争各为主，施琅背主而去，是谓失节。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施琅若不投清，同样可以帮助郑成功及其继承者实现统一中国大业，那样既不失节且有忠的美名。郑成功一时不忍你，可你仍可以暂时匿藏于民间或跑到国外去，待郑成功气消以后再说。——我想说的也是，如果换一个人，如像今天的某些人那样，先匿藏于民间，后再设法逃到外国去。

    施琅之所以不那么做，除了与当时的条件有关外，看来还有别的原因。或说，施琅投清是为了好报私仇。这自是小看了施琅。史载，施琅率军统一了台湾后，对郑成功后代礼待优尊，使他们感到意外。不但这样，施琅还“亲为文，祭成功，语简要，得大体，而微寓其不仇故主之意。”此岂浅人所能者?(《施襄壮受降辩》，见《靖海纪事》第17页)有人说，施琅在这里是做给别人看的。就算他的动机是如此，可其影响还是好的；而更重要的，事实上他在统一了台湾之后，从未对郑成功的后代采用过任何的报复手段。就因此，我们不能把施琅的投清与报私仇相提并论。比较合乎逻辑的解释，大致可以这么说，在施琅看来，要出一口气，为父、弟讨回公道，即为他们的冤案昭雪，似乎不能由郑成功他们来做，而要另找门路，要有硬的靠山才行。在当时最有实力的，除了清政府再找不到其他的组织了。因此，在当时，施琅投清乃是很顺理成章的。

    施琅投清举动，其所以不能说是“叛主”、“变节”，不是为了报私仇，这从他投清后的所作所为中，可以得以证明，也就是说，他的投清对不对，看他投清后所做的事是最好的说明。施琅投清后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和民众的事，其中有二件永载史册。

其一，以武力打败台湾的郑氏政权，实现国家大统一。

    1662年，郑成功率军打败了占领台湾三十八年之久的荷兰殖民者，收复了祖国领土台湾。不久，郑成功在台湾去世，由其子郑经继续经营台湾。时清政府统一了中国大陆。这样，中国一时存在着两个政权，即大陆的清政府和台湾的郑氏政权，而做为一个统一完整的主权国家，台湾与大陆必须统一起来。这不仅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抵抗外来侵略，保卫和建设国家的需要。为尽早实现国家的统一，清政府多次主动建议双方举行谈判，和平统一中国。只因郑经坚持反清立场，拒绝和谈。眼看和平统一无望，施琅主张以武力解决问题。出于对国家统一大业的高度责任感，他向清政府提出“因剿寓抚”，先剿后抚的统一方案，即以武力促成和平统一。其具体做法是：大军先取澎湖，以扼其吭，然后看形势发展，或和平招降或图袭取。郑经可能迫于形势而向化，所以有可能取下澎湖后不用再动武可收全绩。由于施琅态度坚决，提出的统一方案切实，具体又可行，赢得清政府中一些官员的赞同和支持。

    最后清政府最高统治者康熙皇帝作出决定，任命施琅“独任专征”，“相度机宜，整兵征进”。1683年即清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率战舰三百，水师三万，从东山向澎湖进发，把台湾有限的军队主力诱到澎湖。经过两次较量，郑军大败，接着，施琅又引军进入台湾本岛安民告示，实现了台湾与大陆的统一。

其二，在台湾弃留之争中，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坚决主张保住台湾。

    台湾刚统一的那年即1683年年底，由清廷特派大臣、侍郎苏拜主持在福州召开了所谓台湾善后工作会议。会上竟有人认为对台湾留无益弃有害，有人干脆提出：“迁其人，弃其地”，“任夷人居之”。对此，施琅等人坚决加以反对，才顶住了那些弃台的荒唐主张。施琅在《恭陈台湾弃留疏》中指出，台湾乃江、浙、闽、粤西省之左护，弃不得。他以亲眼所见，进一步说，台湾“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鱼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实在是“肥饶之区，险阻之域”，管理好台湾，可资东南之保障，“永绝边海之祸患”。他告诫说，对台湾这个地方，外国侵略者无时不想吞食，我们若不守住，他们“亦必乘隙以图”；而台湾一旦再被外国侵略者所侵占，那时再来“勤师远征，两涉大洋，波涛不测，恐未易再建成效”；所以说，台湾若弃为荒蔽，复置度外，“乃种祸后来”。总之，对台湾，“弃之必酿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围。”在施琅等人的力争下，加上康熙皇帝也权衡了利害关系，最后决定留住台湾，设官治理，从而避免了一场可怕的祸害。施琅关于留守台湾的主张，其可贵之处在于，在台湾弃留问题争论中，他站得高，看得远，态度明朗而坚决，力争不退，直至清政府明确表示留住台湾而后已。他的举动可谓造福子孙后代，令人肃然起敬。

    这里人们不难看出，施琅投清但不叛郑。施琅投清后协助清政府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正是郑成功当年奋斗的目标，正是郑成功想做而未能做到的。谁都清楚，当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原想以台湾为根据地进行抗清斗争，打败清政权，统一全中国，但天不作美，由于他过早去世，未能实现统一全国的宏愿，而施琅从另一个角度着手，即协助清政府来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尽管主持实现统一的政治集团不同——一个是汉族的上层，一个是满族的贵族，但单就统一讲，对国家对民众的好处，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就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单就台湾与大陆统一看，施琅是郑成功功业的继承人和最后完成者。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两人是不可分割的对立的统一，在历史发展中扮演着一而二，二而一的角色。那种把施琅说成是郑成功叛将的人，其说法岂止不科学，而且有悖历史事实，如果不是缺少历史常识，可能是别有用心的说教，人们不可不加警惕。

    评论施琅投清的举动，其关键无疑是要看他所投的清朝是否值得肯定。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把施琅的投清看成是对郑成功的“背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对清政府统治中国的看法不当所造成的。

    清政府上层统治者是满族贵族。满族是我国境内56个民族之一，与汉、蒙、回、藏一起称为中国五大民族。历史上，满族源于女真，后改金，再改为清，主要居住于东北和华北各地。1644年，满族贵族在一部分汉族地主武装的配合和帮助下，取得中国统治权，紧接着并着手统一整个中国的战争。

    清政府统一整个中国的战争，包括消灭农民起义军、打败南明政权和拥护南明政权的各地抗清力量、平定汉族地主武装的“三藩之乱”、打败台湾郑氏力量而统一管理台湾、平定蒙藏和新疆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叛乱、抗击沙俄入侵中国边境的战争，等等。这些战争，前后历经一个多世纪，最后于十八世纪中实现了全国的大统一，中国国土北至外兴安岭，东达库页岛，东南为台湾，南为南沙群岛，西连葱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总面积约1260多万平方公里。这是空前的大统一。

    中国大统一，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国家建设的需要，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而由清政府来完成大统一的任务，则是历史的必然，客观条件所决定的。

    人们知道，当年清军进入北京时，国内还有好几股力量在争夺最高统治权，图谋统一全中国。他们中，最重的力量可数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和明室在南方组织的南明政权。农民起义军除了李自成部，还有张献忠和李定国领导的队伍。农民起义军中，有的忙于登基做皇帝，不思进取；有的因纪律松弛，失去斗志，也失去民心。他们统一中国的条件不够成熟。南明政权由明王朝皇室人员组成，主要力量是台湾的郑氏政权，各部分内部矛盾重重，争权夺利，政治腐败，失去战斗力。由他们来统一中国，自无希望。清政府呢?它是新兴的满族贵族的政权，进入北京之前已在关外经过了几十年的养精蓄锐和奋发经营，不仅颇具规模，而且生气勃勃，很有战斗力。在当时，中国的统一大业，非清莫属。而清政府的当权者，对于统一中国这件事，一开始就目标明确，态度坚决，不过手段很残忍。就因为手段残忍，所以一开始就引起各族人民首先是汉族人民的不满和反抗。

    由于满族统治者手段残忍，加上人们认识上的一些偏差，长期以来，国内有些人把清政府统一中国这件大事，说成是“异族入侵”，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仍有人把清政府看成是“满清侵略势力”，把清政府统一中国说成是“侵占全中国”，而把国内反清力量的抗清斗争称为“反对满清侵略”，等等。这些说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

    谁都清楚，中国是多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国家，几十个民族长期共处于一个大国中，早已形成统一的整体。虽然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汉族在各方面发展水平都比较高，起主导作用，但汉族不是孤立存在的，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发展，不单是汉族的功劳，其他各族也都做出了贡献。中国是国内各民族所共有，各民族都可以以统一中国为己任。国内各民族之间不时出现的各种矛盾和斗争，是属于国内的是非问题，不是侵略和被侵略、征服和被征服的问题。把汉族政权被另一族所推翻叫“亡国”或叫“中国的沦陷”等，那是“汉族正统论”作怪的产物。把汉族与中国等同起来说法，不论什么时候都是有害的，有损民族感情的。

    既然中国是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是这个国家中的主人。汉族人可以当统治者管理国家，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成员也都有权这样做。清政府统一中国这件事本身表明，满族人在这方面是有能力的。由于清政府统一中国事业的完成，国内各种割据势力被消除了，政令统一了，各族人民生活环境安定了，有利于生产建设的发展和各种事业的繁荣兴旺。也因为国家统一了，可以动员和集中全国力量，抗击外来入侵者，保卫国家主权和人民的和平生活。国家的统一，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历史前进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总之，清政府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是不可低估的。

    既然如此，施琅投清并帮助清政府统一台湾的做法，非但无过而且有功，应充分加以肯定，值得永远加以赞颂。

    明末清初，在国内面临一场巨大的动荡中，在汉满两大民族激烈的矛盾斗争中，施琅弃郑投清，其影响是很明显的。对新兴的清政权，那自是求之不得的事。一般说来，任何一个政权，越能从矛盾对立的势力中挖出力量到自己方面来，自己的势力必然就会更加发展和巩固。清廷因为有了施琅这样熟悉军事的人员投靠之，无疑更壮大了自己；更重要的，由于施琅熟悉郑军内部情况，对清政府以后统一管理台湾自是关系重大。

    对于郑氏政权，施琅的出走，除了失去一个军事指挥官，还有军事机密的外泄，其损失是不可估量的。这种损失的造成，有其客观原因，更重要的出自郑成功自己过错的主观因素，即由于郑成功不善于团结部众而造成的。这是很值得军事家、政治家引为鉴戒的深刻教训。就施琅个人讲，在“两军相争各为其主”的时刻弃主而去别谋出路，不免给人留下话柄，被说成“气节”问题，给个人光辉业绩涂上阴影。

    在评说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时，人们多爱联系他们的气节，这自是无可非议的。宣传和提倡崇高的气节观，乃是历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任务之一。问题是，有些人常用主观的意志去看待历史人物，爱之则扬，恶之则抑。就施琅讲，表面看确有气节问题，只是人有时忘了，施琅投清并非他个人贪图荣誉和富贵而造成的；与其说他贪生怕死，不如说是郑成功不能容忍他；他不是在敌人严刑下变节，而是自己的领导人逼其出走。在郑成功欲置他于死地的严峻情况下，他除了投清别无选择。而他这么做，既从个人前途着想，也有利于国家和人民。投清后，清廷善待他，使得他能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才能和智慧，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这当然跟他脑子里想的是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大有关系。这可说是施琅最大的气节。

    因此，在评论施琅“变节”投清这件事时，人们既要分析其动机，更要看其后果，否则就会苛求古人。可以这么说，施琅的“变节”投清，不论从其动机还是从其后果看，不但都是无可非议的，而且要大加颂扬，否则便无是非可言。

转自：http://news.sohu.com/20060403/n242613734.shtml

施琅是这样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