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世纶—靖海候施琅之子
2006-02-27发出
说的是施世纶,康熙五十四年的漕运总督。 我们先说施世纶施公的“丑”,有两个几乎可以肯定是戏说的故事可以说明其是如何“丑”不忍睹的。康熙某年,施世纶赴京参加殿试(?)。见一“秃头、麻面、独目、歪腮、罗锅、鸡胸,端支胳膊,走路划圈”的应考贡士,康熙颇为不悦,也没客气,叫住他说,“像你这等人,也好来参加殿试?”这位贡士施礼道,“皇上是以才取人,而非以貌取人。如此我又如何参加不得殿试?”康熙一想也是啊,但还是不能无动于衷,顺嘴挖苦道,“脖子缩进耳藏肩,秃头斜眼腿划圈;前是鸡胸后罗锅,歪腮麻面身子弯;视君百年身后死,棺椁只需用犁辕。”这“诗”,既谈不上文采也谈不上机智,能谈上的就是一个字——损;原来,皇上是可以这样“损”的。这贡士不是别人,就是施世纶。施世纶也“没客气”,出口成章,“秃头明似月,麻面满星辰;独目观斜(邪)正,歪腮问事真;罗锅见真主,前胸藏诗文;只手扶社稷,单腿跳龙门。”真不错,有自谑、有报复、有志向,也不乏阿谀奉承,见功夫。更见功夫的是殿试下来,施世纶成绩优异,康熙颇为惊喜,领教了什么叫“人不可貌相”,立马用为“八府巡按”,考察地方官吏去了;据说,临走康熙还“更损”地赐其名“施不全”(后来恨他的人还在背地里叫他“缺不全”)。多年以后,康熙又渐渐地领教了“施不全”的“厉害”,遂又来了“御赐”之幸,这回赐予施公的是“天下第一清官”。 清乾隆年人龚炜在其所著《巢林笔谈》中记录了一件和施世纶之丑有关的事。康熙五十四年施世纶由总督仓场侍郎调任漕运总督(驻江苏淮安)。赴任时,见了地方官两江总督赫寿,赫寿(估计别人不敢)不禁掩嘴发笑,施世纶知其是为己之丑而笑,便不紧不慢地说,“公以某貌丑耶?人面兽心,才可恶耳。若某,兽面人心,何害焉?”由“人面兽心”而“兽面人心”,就好比由“屡战屡败”而“屡败屡战”,意义截然相反。施世纶自认“兽面”,毫无自卑而自信“人心”。另有类似的记载,只是发生的时间、地点不同,说是施世纶去赴任知县(以施世纶为原型的《施公案》中说施公出仕时任江苏扬州府江都县知县,未查证于正史),上司见了他……清光绪年人邓之诚(历史学家,江宁即今南京人)亦记其“眼歪、手卷、足跛、门偏”。 施世纶是施琅的次子。施琅有十个儿子。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得到康熙“相机自行进剿”的谕旨、争取到“独任”权后,提督(从一品)施琅统帅3万精兵、300艘战船和十个儿子中包括二十四岁的施世纶在内的五个儿子出征台湾,历时两个多月一举将台湾收复。观澎湖大战,“守备(管理营务、粮饷,正五品)”施世纶写下了“烟消烽火千帆月,浪卷旌旗万里风”的诗句;诗见气魄,战火锤炼了施世纶的英雄主义。胜利归来,施琅得封“靖海侯”;施世纶则以“荫”得任江苏泰州(属扬州府,今泰州市)知府(康熙二十四年),时二十六岁。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江南大水,淮安告急。两名钦差带了数十名随从(穷摆谱,当官的都这毛病)奉命前往运河泰州段监督堤工。这些人督堤工之余喧骚驿站、肆意扰民,更有充数滥官冗吏为非作歹,真是水患未除又遭“吏患”。知府施世纶不畏“钦差”、“斩、奏”同时,对不法者严惩不贷。同年六月,绿营裁兵,激变湖广督标(为总督所统辖,相当于团长)夏逢龙,朝廷赶紧派兵进剿镇压;清军过处,又是一番遗患——此“兵患”虽非彼“兵患”,在百姓则是同样的遭殃,甚至此“兵患”为害更甚。到了泰州,清军官兵看到的情形则是这样的:知府施世纶等地方官员恭候相迎,人马粮食饲料足数整齐堆好,持“梃(棍棒)”者夹道列队于路两旁——这意思就是说:有扰民作乱者立马拿下。施世纶不怕钦差,亦不怕军务在身的各路将军。军民相安则无事,官兵皆敛手而去,施世纶真正保了一方平安。 也是康熙二十八年,施世纶由于没有按期完成承修京口(今镇江市京口区)沙船的任务,部议正拟降调。两江总督傅腊塔上疏力陈施世纶“清廉公直”,康熙允准留任。不久,施世纶又升任扬州知府,以“廉惠勤民”著称的施世纶这回将工作重点放到了移风易俗上,力禁“州民好游荡”之习,不久便使繁富地扬州的世风为之一变。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范仲淹任泰州兴化县(今泰州市辖兴化市)县令时组织修筑了“捍海堰”(民感范仲淹恩称其为“范公堤”)180里,康熙三十年八月海潮骤涨,范公堤出现塌圮,施世纶急奏疏请捐修,护了堤、保了民。往有范公今有施公,筑堤修堤事非大,却成相传佳话,而尤为值得传颂的是二公急民所急之精神。如今范公堤大多已堤路一体,古迹仅存。范公堤不再“捍海”,而范公、施公之精神却仍可为激励——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 康熙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施世纶任江宁知府,时两江总督(驻江宁)为傅腊塔、后为范承勋,江苏巡抚(驻苏州)为宋荦,均是廉能好官。江宁雨花台傅腊塔祠有康熙题匾“两江遗爱”,如前述曾为施世纶主持过公道。“世济其美”(康熙语)的范承勋为清初名臣范文程之子,其“历官自员外朗至尚书,未尝获谴”。宋荦任江苏巡抚十四年如一日,康熙有诗赐其曰“久任封疆事,苏台净点尘”;其人还是文武全才,著述颇丰。与这样的上司同城、同地为官,施世纶是幸运的,是更容易被知遇的。后施世纶与江宁织造曹寅(曹雪芹祖父)亦成好友,曹寅曾邀施世纶和张纯修(安徽庐州府知府)共聚织造府内楝亭,吟诗作画,缅怀另一位好友纳兰性德(清名词人,逝时仅31岁,有人断定其人就是贾宝玉的原型);纳兰性德与施世纶曾为康熙“御前四宝”之二宝。 康熙三十五年,施世纶的父亲施琅去世,范承勋以“舆情(就是民意)爱戴”疏请施世纶在任守制(兄弟多,这样是完全可以的),御史胡德迈上疏说这样恐怕不好。两种意见,都是好意,既如此施世纶也就不用为难了(特别是范总督的好意难违),思归心切,赶紧回家“丁忧”。范承勋所谓“舆情”是真实的。知“施青天”施知府将回籍丁父忧,江宁民万人至府乞留;知在任守制未行,民又人出钱一文于府衙前左右各建一亭以记,是为“一文亭”。不久,母亲又去世了,施世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康熙欲用施世纶为苏州知府,施世纶请终制——守丧三年,获准未赴。康熙三十八年终制后,施世纶被任为淮徐道。 康熙四十年,湖南按察使出缺,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即将退休的“厚重”老臣伊桑阿代表九卿向康熙推举施世纶补任。康熙深思熟虑后说,“朕深知世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就是地方上一些读过书的人)讼,彼必袒民;诸生与缙绅(官员或做过官的人)讼,彼必袒诸生。处世惟求得中,岂可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应宜耳。”(胡国珍《历朝四百五十人传记·施世纶》)这是一段高论。依常理考虑,品性如施世纶者,正宜干“按察”,敢说敢管敢抓。但康熙不这样认为,康熙可能是这样考虑的:按察使责在找错纠偏(对官吏),在其位之人非常容易用“左”的眼光看人,用施世纶这样“左味”十足的人做按察使,那不是左上加左吗;谁没有毛病呢(康熙非常了解官吏的心理也应该更了解他的“干部队伍”的状况),一味深究那不乱了吗;还有就是一味同情弱者也是问题,“弱者”太多;相反如果用其管“钱谷”诸事,倒可以充分发挥其“苛刻”而自律的长处——自己不贪、别人也别想贪,全都“给我”秉公办事。康熙没有让施世纶补这个按察使的缺,不久真用其管钱谷之事去了——任为湖南布政使。这是更“美”的缺,职位也在按察使之上。近三年的湖南布政使干下来,施世纶实现了“三赢”,即皇帝赢、百姓赢、自己赢。尽职尽责,不贪不枉,理清钱谷之事,皇帝赢。革除弊政,减免乱收费,百姓赢。自己赢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赢得了百姓爱戴,“民立石颂之”;二是赢得了康熙信任,之后即被调任安徽布政使,不久(康熙四十四年)又升任太仆寺卿(属兵部,总掌马政)。可以说,这是知人善任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太仆寺卿没做多久,因湖南绿营兵劫掠当铺旧案(时施世纶任湖南布政使)株连,施世纶以“失察”被革职。康熙四十五年三月,施世纶又被复用为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长),天子脚下,京畿重地,“京官难当啊”;此可见施世纶之能和康熙之爱才。一日,施世纶正在微服私访,忽见纛旗飘翻、人嚷马嘶,施世纶赶紧拱立道旁(清制),看来是有王公出行。大队人马行至近前停下了,轿中很快下来一人,施礼以问:施府尹何以如此?施世纶见时,也认出了来者。不见还好,这一见一认让施世纶大为光火,厉声说道:“国制,诸王始具驺从(侍从骑士)。吾以为诸王至,拱立以俟(等待),不意为汝也!”(《清史稿·施世纶》)这“汝”也非等闲,汝乃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相当于警备区司令)托合齐。违制是要治罪的,托合齐何以如此胆大妄为,没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其为满官且正为康熙所宠幸。气头上的施世纶欲“立劾之”,托合齐赶紧赔不是,施世纶也就没再叫真。康熙五十二年二月,这托合齐作为太子党成员病死狱中,并被“挫尸扬灰”、不许收葬,下场颇惨。 在北京崇文门外东晓市大街有金台书院(距天坛北门不远)。看金台书院便会让人想起北京的前任“市长”施世纶。金台书院的前身为京师首善义学,首善义学的前身为大兴义学,大兴义学的前身为“洪庄”——降清明将洪承畴的赐园;初大兴义学或后来的首善义学是借洪庄之地创办的,房舍均为租用。施世纶想把洪庄的一些空地买下来,将义学扩建为书院,但时洪庄主人、洪承畴之孙洪亦沔不肯。你不肯,施“市长”自有办法。施世纶上疏皇上,说洪亦沔愿献地办学。见疏,康熙非常高兴,对洪亦沔甚为嘉许,并御赐 “广育群才”匾。洪亦沔一脸震惊、满腹狐疑、想必已经弄明白了这是施世纶从中搞的鬼,那也没办法了,只能接旨谢恩了。施世纶省了买地钱、办了书院(后名为金台),洪亦沔得了好名声(在心里骂施世纶吧)——只好顺其自然、将“错”就“错”了,辩解只能更糟。施世纶一边重教办学、一边力除流弊,时京师有四大流弊,即司坊擅理词讼、奸徒包揽捐纳、牙行(一种中介组织)霸占货物、流娼歌舞宴饮,施世纶一面拟令上报批准,一面予以大力查禁,一时京畿大治。由此,施世纶加任(康熙四十八年)左副都御史,仍兼“北京市长”。 康熙四十九年,施世纶“重操旧业”再管“钱谷”——调任户部侍郎,从此他便没再离开“钱谷”这一行。调施世纶去户部是为了让其配合十三阿哥胤祥“清理国库积欠”。施世纶早有耳闻,拖欠大户多是太子阿哥、皇亲国戚;他深知这差难办。任前陛见时,施世纶向康熙奏报了一件事,说是救济安徽凤阳的十万石粮食只有两万石到了百姓手里,其余八万石悉被各级官吏侵吞私分了,“臣请旨,愿前往凤阳查治,如不把凤阳治理好,请治臣罪。”康熙说,“……忠心可嘉。但朕不能准你。办好了清理亏欠之事,比治理好几个凤阳都强。朕就看你的了。”“臣只是治理一郡一地之才……”“……惟其难办,才得用你这样铁面无私的诤臣……”施世纶脱身未成。既然干上了,就没啥说的了,有皇上撑腰,施世纶和十三阿哥雷厉风行,无论是太子阿哥还是京官外官,无论是成千上万还是十两八钱,一律限期清还。 康熙五十四年二月,拟任云南巡抚的施世纶被改任为漕运总督,此前他还在通州(今北京通县)做了一段仓场侍郎。做漕运总督,施世纶经常亲自登船验米,打击克扣漕米、敲诈船丁的行为,对不法者“立杖辕门(漕督府门前),耳箭示众”;也经常沿河行船,笔记河道深浅缓急,估计漕船时程,对因私滞留的押船官吏,以所记对质,依律惩处,终至漕政廓清。 康熙五十九年,施世纶奉命往陕西配合川陕总督鄂海督军饷,并勘河道、查存谷、赈灾民。在查谷赈灾的过程中,施世纶发现陕西的积储多已虚耗,便拟疏告皇上、弹劾总督。鄂海坐不住了,何以虚耗,他最清楚,让皇上知道了,不是丢官就是丢命。围前围后、话里话外的,鄂海以微词要挟施世纶,“廷祥在会宁……”廷祥即施廷祥,施世纶的儿子,时任甘肃(为川陕总督所辖)会宁县知县。鄂海如此,不但没有收到威胁的效果,反起到了刺激的作用——鄂海还不了解施世纶的脾气秉性。看着鄂海的笑脸,施世纶毫不客气地对他说,“吾自入官,身且不顾,何有于子?”这无异于告诉鄂海:这一次,我是劾定你了。施世纶的疏入,鄂海的官罢。 施世纶出生在福建晋江(今晋江市)深沪湾畔的南浔乡(今龙湖镇衙口乡)。康熙六十一年五月施世纶病逝于任上,康熙准其随父归葬故里之请;其陵园在晋江市惠安县黄塘镇许田村顶庭山(即前郭铺凤磨山)上,其父施琅将军的陵园在黄塘镇虎窟村。 施世纶喜欢嚼食槟榔,总督仓场时经常到天津城北门外大街一家烟铺去买槟榔;得知烟铺(山西临汾人张晋凯所开)没有正式名号时,施公为其题写了四个大字“中和烟铺”。官大字好,中和烟铺立马生意兴隆。业余时间,施公一边嚼着槟榔,一边写下了《南堂集》和《倚红词》多卷。由此亦可见施世纶的另一种“能”——擅为书文。 施世纶在《施公案》中为“施仕纶”(施不全)。《施公案》成书于清乾嘉年间,所记多为“审案”、“剿寇”之事。作为侠义公案小说,《施公案》是“箭垛”以成的——施世纶既成“施青天”,必然也就是“箭垛式”人物,人们会把一些非他而为(甚至虚构)的好事都“射”到他身上。清道咸年间文人陈康祺(浙江鄞县人,做过刑部员外朗、江苏昭文即今常熟知县)在北京的街头听到艺人们仍在唱“施公”时,甚为惊讶,便在其《郎潜记闻》做了记录,“盖二百年第檐妇孺之口,不尽无凭也。”意思是二百多年间,官民府宅中、妇孺之口中一直在说唱施公事迹,这恐怕不能全是没有根据的瞎说吧。在今天,取材于《施公案》的戏曲如《连环套》、《盗御马》、《落马湖》、《恶虎村》、《八蜡庙》,讲述施世纶事迹的评书如《清官册》(单田芳)、小说如《鹿鼎记》(金庸)等,仍在说唱流传,套用陈康祺的口气,可以说“盖三百年……”。 转自:http://www.cqzgbbs.net/viewthread.php?tid=277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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