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60余年的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现有成员国193个，是联合国专门机构中成员国最多的组织，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果要历数近现代中国人为人类健康所作的贡献，那么施思明博士参与创建世界卫生组织的功绩应当被历史所铭记。
■施思明的家世
施思明，谱名施耿元，是中国20世纪知名外交官施肇基博士的长子。1908年4月5日出生于中国天津，因为当日正好是清明节，故名“思明”。施思明的母亲唐钰华女士是唐绍仪的侄女。唐绍仪曾任驻朝总领事、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这层关系对施肇基的仕途不无影响，从而也间接影响到了施思明的人生轨迹。
施肇基历任中国驻英国、美国全权公使（1934年使馆升格，任大使），曾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日内瓦国际禁烟会议、国际联盟会议、旧金山会议等国际会议。施思明也得以跟随父亲游历多国，出入国际场合，结识了各界名流。
■剑桥学业 聆听大师教诲
在父亲任驻英国期间，施思明也移居英国，就读于温切斯特公学。父亲一直希望施思明从医，在自己赴美任职期间，特地请英国外科医生康德黎爵士（Sir James Cantlie）作为儿子的监护人。康德黎是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办人之一，“学识渊博，态度恳挚，善诱循循，教诲谆谆。不但以医术精义指导学生，且以最新科学引导研究”。施思明在回忆录中，非常感激康氏激发了自己在医学和科学方面的兴趣。
中学期间，施思明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还是学校一个联合国社团的创始人之一，对国际组织的浓厚兴趣初现端倪。但是弱国无外交，施肇基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还是希望儿子从医。
1925年，施思明顺利通过了医学学士第一部分的考试，具备了进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医的资格。在剑桥，施思明受到了良好的医学训练，授课教师都是各学科的带头人。如因研究有氧运输、班氏丝虫而闻名的约瑟夫·班克罗夫特（Joseph Barcroft）爵士；因研究神经元而获193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埃德加·艾德里安（Edgar D. Adrian）；因营养化学、维生素方面的研究而获192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弗雷德里克·霍普金斯（Frederick G. Hopkins）。施思明还聆听了到访的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关于条件反射的讲座。学生们从这些大师身上收获的不仅是他们教授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对人生智慧的启迪。
1928年，施思明进入了伦敦最古老和最漂亮的医院——圣·托马斯医院实习。该院始建于1213年，最初是济贫院，后来伦敦市政府将其买下，作为给穷人免费医疗的医院。除了临床实践，给施思明触动最深的是病人的贫穷和窘迫。在妇产科的实习让人感触尤其深刻。在医院里，产妇们都被梳洗、穿戴得很好，但是，当实习医生们把新生儿送到家时，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幅景象：母亲和一大群孩子挤在地下室里，衣衫褴褛，杂乱不堪。这段实习经历使施思明渐渐打消了做医生过体面生活的想法，转而立志在公共医疗卫生领域有所贡献。
学习之余，施思明先是担任了伦敦中国学联主席，后来又成为全英的中国学联主席及《中国留学生》杂志的编辑，并曾在题为“英国的中国留学生”演讲中详细介绍了在英留学生的情况。这段经历让他学会了怎么处理公共事务，给后来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基础。
■投身抗战 参加医疗救济活动
1934年，施思明博士返回中国，加入了中华医学会。1935年被推选为学会副总干事，次年任总干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华医学会组织会员参加各种救济队伍，并发起医务救济捐款运动。施思明也为学会的抗日活动四处奔走：建立战时麻风中心、组建救济中心、开办诊所、建立血库等等。他还于1937年进入了国民政府负责实施美国租借法案的工作小组，并于1941年赴美，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在华盛顿，施思明与刘瑞恒博士一起被任命为《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主编。为了适应美国援华的需要，尤其是医疗救助的需要，施思明在1943年写了《中国的卫生问题》一书。书中介绍了当时中国在医疗、健康教育、医学教育、医学会、军医署等方面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该书出版后很快告罄，旋于第二年修订后再版。1944年6月，施思明进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卫生处工作，帮助制定远东医疗救助计划：派遣专家去中国、调遣中国医生过来、分配医疗物资等等，共配送了价值约4130万美元的医疗物资到中国。
■世界卫生组织 缘起与运筹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施思明参加这个会完全是个巧合。中国是该会的发起国之一，代表团团长正是宋子文，因为需要一个能用英文写演讲稿的秘书，便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借调了施思明。无独有偶，施思明的同事苏札（Geraldo de Paula Souza）医学博士也应本国巴西代表团之邀参加了会议。
26日，与会各国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初稿，但此稿只字未提“卫生”问题。在之后的一次午餐上，施思明与同事苏札碰到了挪威的伊旺（Karl Evang）医学博士，三位医生都认为应将建立一个国际性的世界卫生组织加入议程中。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原有的一些国际卫生组织都停止了活动，很多国家都难以独立解决本国的卫生问题，因此急需建立一个统一的能正常运转的国际卫生组织。
其实美英两国代表团之前已经商定不将卫生领域事宜列入议程，但是其他代表团并未参加商议，三位医生更是毫不知情。除此之外，其他发起国代表团中都没有医生，另两位医生认为最好由施思明取得中国代表团的支持，来向大会提交宪章初稿修正案。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施思明是团长宋子文的私人秘书，可以直接同宋子文商谈。施思明讲了想法，宋说：“好，干吧！”于是，第一关很容易就通过了。如果按照正常渠道，通过代表团不同委员会和各种程序就要花好几个星期。此时距离截止日期只剩两天，而美、英、中和前苏联四国之前曾互相协定一国提交修正案前，需征求其他三国同意，时间已经不容中国代表团补充修正案。施思明想到了另外一条途径：决议案。宋子文当即同意了这个请求，于是施思明拟了一份决议案草案，提议召开国际卫生会议以成立一个统一的国际卫生组织。之后，施思明四处征求各代表团相关人士对该草案的意见，还特地赶赴华盛顿，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卫生处的上司托马斯·帕伦（Thomas Parran）和同事们，以及未能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宋子文团队中的医学人士刘瑞恒和波兰人雷切曼（Rajchman）征询。雷切曼曾任国联卫生组织医学主任，1931年日军侵犯我国东北时率救济队来华，1941年宋子文赴华盛顿建立美国援华租借物资机构时，聘其为顾问。出乎意料的是，雷切曼对施思明的草案反应冷淡，他透露其实自己也有建立新卫生组织的计划，常设机构选在巴黎，否则“就会被美国公共卫生署所控制”。这是施思明第一次了解到欧美间的抗衡，而后来的多次讨论中也表现出了这一点。顾及到雷切曼医生的考虑，也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反对声，施思明对草案又进行了大量修改。
最后，决议案以中国和巴西代表团共同提议的方式正式向大会提交。与巴西共同提议的原因，施思明在回忆录里写得很清楚，“虽然我也愿意听从建议，只由中国作为发起国，但是思忖加入巴西代表团的名字，有利于我们争取广大的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接下来，施思明开始频频参加第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以便与主席穆代利（Ramaswami Mudaliar）及中国代表团的吴贻芳博士建立紧密联系。吴贻芳是我国著名女教育家，为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可惜吴女士身体欠佳，不能经常见面商谈。所幸施思明找到了另一个传递信息的方式：通过吴女士的私人顾问徐蘅女士。徐女士是中华医学会前会长牛惠生的遗孀，曾任金陵女子大学董事会主席，而当年正是牛惠生推荐施思明成为中华医学会的总干事。
挪威的伊旺博士奉召回国，代替他的代表不仅不提供帮助，还试图在草案中夹带一个社会组织。更不妙的是，筹划委员会要求所有会议委员会重点讨论与联合国宪章有关的建议，因此他们的决议案遭搁浅。在与多方人士商谈皆无进展后，施思明有点气馁了，就在此时幸运之星降临在了他身上。
在一次宋子文招待巴西代表团团长的宴会中，施思明发现旁边坐着的是大会秘书长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先生，赶紧抓住机会询问他的意见。希斯当即建议以宣言的方式向大会呼吁，因为宣言没有决议案那么多限制。此法果然奏效，宣言得到压倒多数的代表的支持，最终被大会所接纳讨论。1945年5月28日，参加第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全体代表同意召开会议来专门讨论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卫生组织。联合国宪章定稿中也终于列入了“卫生”词眼，至此，世界卫生组织的建立总算有了个好的开端。
1945年底，施思明辞去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以便专心投入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中。此间，施思明又兼任了许多职务，如中国供应委员会的医学主任、中国善后救济委员会驻华盛顿的医学主管，管理医药物资供应计划并负责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打交道；任中国卫生署常驻代表，代表中国出席世界卫生组织各种临时委员会和国际麻醉药品会议，并担任中国在联合国大会及经济社会理事会的技术专家；任中国军医署专员，代表林可胜博士安排来美军医的培训。尽管事务繁忙，他还专门抽出半年时间到洛克菲勒国际健康部研究国际卫生组织。
在建立世界卫生组织的下一步工作开展之际，进程忽然受到了阻碍。原因是美国国会接受了一个提议，建议按照国联卫生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建立一个联合国卫生委员会。该建议由美国公共卫生部（PHS）的下级官员莱斯利·福克（Leslie Falk）所提，当时他临时担任美国参议院教育和卫生委员会秘书。施思明原先以为这个想法早已被扼杀，因为曾在国联卫生任职的英国梅尔维尔·麦肯齐（Melville Mackenzie）也有过类似建议，并试图获得各国代表的支持，但是当时其他人都认为最好成立一个独立的组织，而不仅仅是联合国下面的一个委员会。事不宜迟，施思明赶紧联系原先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上司、时任美国公共卫生部军医处处长的帕伦博士。帕伦立即指示福克将提议收回。保险起见，施思明还与曾任湖南医学院院长的老朋友爱德华·休姆（Edward Hume）谈了此事，而休姆正是福克的岳父。于是，这个插曲被画上了句号。
■世界卫生组织的筹备
1946年1月，中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提交了一份决议案，主要内容是：（1）呼吁联合国会员国举行一次国际会议，以建立一个国际卫生组织。（2）成立一个由专家组成的技术筹备委员会（Technical Preparatory Committee），为会议准备提议和基本文件。
1946年3月18日，技术筹备委员会会议如期在法国巴黎召开。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前的筹备工作正式开始，经由各国政府提名、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指定，最后共有16位医学专家参加，施思明是来自西太平洋地区的唯一代表。
施思明与来自加拿大的精神病学家布罗克·奇泽姆（Brock Chisholm）主要负责起草序言。如何定义“健康”， 这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传统观念认为人只要身体没有出现病态就是健康。施思明与奇泽姆则认为健康只涉及机体本身有无病痛是不全面的，还要考虑精神、社会等诸方面的状况。他们将健康表述为“在躯体、精神和社会上的良好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虚弱或疾病”。后来，国际卫生会议稍作修改后，定义健康是“在躯体、精神和社会上的完美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
1946年6月，由经济社会理事会的11名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同意了技术筹备委员会起草的报告。技术筹备委员会的许多委员并不能参加起草委员会，而施思明则以经济社会理事会中国代表的另一身份得以参加，从而能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未来利益着想而行使发言权。
■在国际卫生会议上的贡献
1946年6月19日至7月22日，在纽约召开了国际卫生会议。大会通过了组织章程，建立了由18个会员国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在新组织正式成立前行使职权并承担原有一些国际卫生组织的相关职能。
施思明在此次会议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新组织的命名。关于新组织的名称有很多建议，最终采取了施思明建议的“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2）界定会员资格。美国认为组织章程的任何签字国均可成为会员国，苏联则认为非联合国会员国须经会员国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才能参加。最终，中国代表团草拟了一份折中方案，被各国代表团所接受，成为组织章程的第四、五、六条。（3）界定列席会员资格。非自治地区具有列席会员资格是个新概念，起初施思明在争取获得本国代表团的支持也有点困难。于是，他用中华医学会中医师的列席会员资格举例，除了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外，列席会员享有与其他会员同等的权利。中国代表团团长沈克非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很快理解并表示同意。最终，该提议被列入章程第八条。（4）地区划分。地区划分中最尖锐的议题可能要算泛美卫生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拉美国家占大会几乎半数选票，而泛美卫生组织的主任休·卡明（Hugh Cumming）主张该组织应单独存在。施思明试图提出两者将来在合适的时候合并的折中方案。卡明夫妇是施思明父母在华盛顿的老友，过去许多美好交往让施思明记忆犹新。卡明认为谁不同意自己的意见，就是反对自己。虽然最后折中方案通过，但两人的关系却以互不交谈而告终。后来他们的好友弗雷德·索珀（Fred Soper）继任卡明成为主任，问题得以圆满解决，泛美卫生组织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在美洲地区的办事处。
大会交给了施思明两项工作，一是任第四委员会的会议起草人，为设置临时委员会起草协议书，并负责处理同联合国及其他机构的关系；二是任中央起草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负责统一其他所有委员会的文本草案。
7月22日，《世界卫生组织法》的签字仪式召开。参会代表大多是医学人士，对法律程序所知甚少，以为仪式会很简短，只要每人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庆祝新组织的诞生了。他们没想到这牵涉到50多个国家以及相应的50多套不同的法律程序。代表们甚至不清楚自己的政府赋予自己的授权范围。所以，现场一度相当混乱。最后，只有英国和中国毫无疑义地在上面签了字，因为两国的代表团里配有法律顾问。沈克非、袁贻瑾和施思明代表中国在组织法文件上签了字。袁贻瑾是我国公共卫生学的开拓者之一，在国内医学界也享有很高声望。
■在WHO临时委员会的工作
1946年7月19日，临时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在临时委员会中，施思明主要是在行政及财务委员会、联络委员会中参加工作。在前一个委员会中，被选为会议起草人，并在后来成立的“行政问题特别小组委员会”任负责人，帮助行政秘书建立薪金、津贴及办公支出等人事制度。该委员会有一小组负责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移交的现场服务预算项目，由于中国战争的结束比欧洲迟三个月，当时救济总署对中国的计划庞大，46名人员中有30名是为中国计划服务的。施思明之前在救济总署的工作经历，帮助了该项目的顺利移交。联络委员会的工作是为世界卫生组织同联合国及其特设机构起草联络协议，施思明与其他委员一起，出色地完成了多项任务。
1948年4月7日，在收到第26个国家的法律批准后，《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才正式生效。同年6月24日，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告成立。4月7日被定为世界卫生日，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和地区在每年的这一天都会围绕特定主题开展系列活动。
此前，由于国内战争及政治形势的变化，施思明的职位相继中止，处境日益困难。1948年2月，施思明通过WHO临委会的朋友吉尔伯特·耶茨（Gilbert Yates）推荐，进入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的秘书处任职，负责联合国各独立机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协调工作。不久，当总干事奇泽姆邀请他主持世界卫生组织的外联工作时，施思明只能遗憾地告诉他，自己已经投入到联合国的工作中了。1954年起，施思明任联合国医务所主任。1968年年底，施思明任期届满退休。
■历史的铭记
关于世界卫生组织的筹组过程，WHO对施思明有过专访，施思明坦言自己在其中起的作用有90%是属于外交方面的，只有10%是医学方面的，而整个过程是政治性的。从WHO创建这个事例上我们可以看到医学界人士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性，如果当初没有施思明他们三位医生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很可能要推迟若干年。施思明为WHO所做的工作受到了多方认可，如法国政府授予他公共卫生骑士勋章，Alpha Omega医学学会推选他为荣誉会员，美国医学会在一百周年会议时授予他荣誉会员称号。
1998年是世界卫生组织成立50周年，WHO西太平洋地区主任在《WHO西太平洋地区成立50周年》的报告中称“中国代表团的施思明博士在磋商创建世界卫生组织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年10月27日，施思明博士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郊的长老会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0岁。美国多家主要媒体刊登了讣告，如《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著名医学期刊《美国医学杂志（JAMA）》等，讣文中肯定了施思明博士在WHO创建时所起的重要作用，将其称为WHO的创建者之一。
转自：http://www.jkb.com.cn/document.jsp?docid=2487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