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上通过的“联合国宪章”中只字未提卫生工作的内容，也没提及要建立一个国际卫生机构。施思明是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的秘书和顾问，注意到这个细节，从而引发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诞生。下文根据施思明国际生涯回忆录（英文版）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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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于1945 年4 月25 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会议开始的。当时中国是主要发起国之一，宋子文博士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我作为他的秘书，要写演说稿，还要起到耳目作用。 我在会议上占有一席之地。 根据我的初步提议，第三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召开由各个成员国参加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建立世界卫生组织。
   我撰写建立世界卫生组织的草案与文件时，得到国际劳工同事威尔弗莱德.詹克斯的建议。我们正式将此作为中国和巴西代表团的共同决议提交给会议。我虽然曾想让中国代表团作为首先的提案国，但我想把巴西代表团加上，有助于得到广大拉丁美洲国家的选票。我用声明的形式写决议案，这个决议最终被大会接纳并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巴西和中国代表团采取步骤，由各自的外事办公室向各国代表发出照会，要求他们支持决议，并邀请美国政府以东道主的身份确保大会在其领土上举行。
   这是未来世界卫生组织的开端，也是我个人职业的转折点。今后我将从事国际性的工作.
   1945 年底，我辞去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目的是专心准备建立世界卫生组织。我抱着很高的希望加入这个崭新的组织，并成为其工作人员。1948 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运行。
   我非常忙碌，经常出差，去伦敦参加联合国大会，去巴黎参加国际卫生会议的技术预备委员会，去纽约参加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国际卫生会议以及联合总署的麻醉药物委员会，去日内瓦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临时预备委员会。
   我感兴趣的是关于旧金山会议上建立世界卫生组织的后续会议。第一次大会完成的议事日程之一是通过和平使用原子能的决议，该决议要求在不久的将来建立国际原子能组织。顾维钧要我协助原子能专家萨鹏腾（音译）参加与其他代表团的讨论。我兴致很高并与萨博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46 年1 月第一次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建议：（a）召开联合国成员国的国际会议，商议建立单一的国际卫生组织，（b）建立一个由专家组成的技术筹备委员会，该会的职能是为国际会议准备提案和基本文件。
   1946 年2 月15 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采纳了巴西和中国代表团在旧金山会议上提出的宣言，一致同意召开国际健康卫生会议，并认识到公共健康领域里采取世界行动的紧迫性和急需性，建议成立单一的联合国的国际卫生组织。
   技术筹备委员会于1946 年3 月在巴黎的奥赛宫酒店召开。16 位医学专家参加了会议，我们做了许多关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宪章草案的起草工作。

   我与布罗克.奇索姆在撰写发言工作方面有友好合作。他是一位精神病学者，我采用了下列句子“个人精神上满足和情绪上的健康是人类和谐关系的要素”。后来在世界卫生大会上进一步改为“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表现，而要具有完好的身体素质、精神健全和和谐的社会关系”。
    对怎样分区的建议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我提交了草案。它被委员会大多数国家接受并提交大会讨论。我是根据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分区的经验写出来的。
    1946 年6 月，11 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的起草委员会研究了这个报告，技术筹备委员会通过了向大会提交的这份报告。我坐在起草委员会的席位上，戴着不同的帽子，这个帽子代表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中国代表团成员。我在审议的呼声中被要求监管未来世界卫生组织的议程。
     世界卫生大会于1946 年6 月19 日至7 月22 日在纽约召开，并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实现了建立单一的国际卫生组织的目的。大会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章程，建立了由18个国家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对今后的章程审核实施批准，行使未来世界卫生组织的职权，逐一确定现存有关组织的职权功能。
   感谢以沈克非博士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以及其他代表团成员所做的积极合作，我得以将主要精力放在大会的工作上。我个人对大会有关议程的贡献是：（1）组织的名称，（2）成员国，（3）相关的成员国，（4）区域的划分。
   对新组织的名称有许多建议，我在讲话中强调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名称，代表们都热情地接受了这一名称.
   对哪一个国家能够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辩论出乎意料的冗长，以美国为首的观点认为任何国家只要接受世界卫生组织的章程和宪章都可以成为成员国。但苏联代表团则认为，那些不是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家应该首先通过2/3 世界卫生大会投票表决后才能加入，中国代表团起草的提案折中两方意见，并取得双方同意。
   对那些非自治管辖地区的有关成员而言，是一个国际组织形式的新概念。我感到让我的代表团接受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难度，于是就将它比做中华医学会。那些传统中医行医者，他们除了没有投票权和办公室以外与其他成员一样。代表团团长沈克非正是那年的中华医学会会长。他马上理解并同意了我的观点，这个原则还需争得大会的同意，并将其写进宪章的第八条款。
   关于区域划分讨论，最艰辛的讨论题目是世界卫生组织与泛美卫生局的关系。泛美卫生局成立于1902 年，是当时存在的最有影响的卫生组织。前美国卫生署长休.S.卡明博士是当时的总管。卡明博士夫妇是我在华盛顿父母长期以来的好朋友，当我试图在某个时间介入其中寻找妥协的解决方案时，卡明博士站到许多人的对立面去了。当我们的好朋友弗瑞德.索帕博士成为泛美卫生局的局长后，理想的安排终于实现了，泛美卫生局将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美洲地区的办事处，这对双方都有利。
   两个大会中要做的工作让我忙得不可开交。我被选为第四委员会的报告人，内容涉及“联合国与其他组织的关系”。我还被选进中央起草委员会成员，任务是将不同委员会的草案集中起来，统一内容，这是一个繁重的负有法律责任的任务。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世界卫生组织宪章诞生的签字仪式，我们这些在炎热的纽约夏天度过几周的每个人都想这是一个很短的仪式。我们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庆祝新的卫生组织的诞生。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医学界人士，对法律程序上的复杂性知之甚少。1948 年，在收到第26 项法律批准程序后，世界卫生组织的组织宪章才得以实施。
    世界卫生组织的临时委员会由18 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定于1946年7 月19 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最重要的议事日程是选举一个执行干事，我们决定投加拿大的候选人克里泽姆的票。

    世界卫生组织预备会的第二次会议于1946 年11 月在日内瓦召开，斯坦帕任主席。这次会议完成了许多有价值和必要的工作。我越来越被预备委员会的工作所吸引。我主要服务的两个委员会是财政管理委员会和公共关系委员会。我被选为财政管理委员会的报告人。这项工作占去了我整个时间。在委员会成立的初期有许多亟待解决的基本行政管理问题.这个小组只有两个人、美国代表范.济莱.海德和我。我是附属委员会的主席，他是我在美国代表团的最亲密的朋友。
    我在另一个小组的工作是现场维修预算，我的特殊贡献是将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这个项目，平稳地过渡到后来的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的技术参与项目，这基于我过去的工作经验和我们谈判的有用背景。
    我很荣幸地成为与联合国协商谈判小组的成员之一。1947 年8 月4 日， 我们在成功湖会见了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小组人员，我们之间的谈判很成功。1948 年2 月，我参加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的秘书处。另一个我参加的小组是与非政府组织的协调关系小组。另外的主要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
   选择世界卫生组织筹备委员会的所在地问题，我的意思是第一次卫生大会的召开地就应该是未来世界卫生组织的所在地，因为早期决定筹备委员会总部设在日内瓦，主席决定第一次大会在日内瓦召开。我作为中国代表，在世界卫生组织筹备会议，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将纽约设为总部所在地的提案。
   我在建立世界卫生组织时所做的工作，在一些地区得到意想不到的认可。法国政府以她优雅的方式给了我和保拉.苏札授与法国公共卫生医学奖章（公共卫生骑士勋章）。我特别感谢他们给我这个奖励，因为尽管我当时很反对将世界卫生组织筹备委员会设在巴黎。阿尔法.奥米茄荣誉医学学会推选我作为名誉会员。1947 年在亚特兰大市召开的美国医学协会百年会议时，协会授与我荣誉学会特别会员的称号。我发现在同一个讲台上我坐在来自牛津大学的哈弗.费洛里博士的旁边，他是澳大利亚医生。他于1940-1941 年间发现青霉素，得到了许多最高荣誉奖，包括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奖。1945 年，他与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因生理医学上的成就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物医学奖。

     作为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成员，我其中的一个任务是在联合国麻醉药物委员会代表中国，因为我父亲施肇基曾在1925 年在国际联盟召开的日内瓦鸦片会议上代表中国。我感到我能够追随他的脚步是一种荣誉。从1925 年后，我就开始特别关注这个领域的状况，当然我因比其他代表知道更多而成为负责人。接着我被选为委员会的报告人，在1946-1947 年间的前三次会议上，我都把握住了这个重要的职位。 委员会讨论如何在敌占区控制麻醉药的议题是由我提出来的。
   当世界卫生组织筹备委员会的朋友吉尔伯特.耶茨向我提供了成功湖联合国官员一职时，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职务是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秘书处特殊部门处长。我负责联络、协调不同的联合国部门之间的关系，包括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 我于1948 年2 月接受这一职务，并开始了作为联合国秘书处的职业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