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27日，一位中国老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郊的长老会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0岁。美国多家主要媒体刊登了讣告，如《洛杉矶时报》“施思明，世界卫生组织创建者之一”[1]，《纽约时报》“施思明博士，90岁，联合国卫生官员”[2]。当年是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成立50周年，在“WHO西太平洋地区成立50周年”大会上，WHO西太平洋地区主任的报告中称“施思明博士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3]。 
    在SARS和甲型H1N1 流感后，普通老百姓对公共卫生也开始关注，从而对在全球防疫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这个国际组织也耳熟能详了。2006年，来自我国香港地区的陈冯富珍女士当选为WHO总干事，国内各界对WHO就更为关注了。其实，我国与WHO颇有渊源，是其发起国之一。但是在国内，讲到WHO的创立时，对于其中的关键人物——施思明却很少提及。
    施思明是谁？哪些机缘促使他成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者之一？

一、家庭与教育背景
（一）家世
    施思明，谱名施耿元，是施肇基博士的长子。1908年4月5日出生于中国天津，因为当日正好是清明节，故名“思明”。[4]
    施思明的母亲是唐绍仪（1860-1938）的侄女唐钰华女士。唐绍仪为清政府第三批留美儿童，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回国后历任天津海关道、外务部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1912年3月，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唐为第一任内阁总理。[5]这层关系对施思明父亲施肇基的仕途不无影响[6]，从而也间接影响到了施思明的人生轨迹。
    施肇基（1877-1958）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书院，1893年赴美，任驻美使馆翻译生。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获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期间曾任驻俄使馆随员，并派驻海牙出席“弭兵会议”。1902年回国，任湖北洋务文案兼留美学生总督，率领第一批湖北省公费学生赴美。1906年应政府考试，得最优等法政科进士。后历任中国驻英国、美国全权公使（1934年使馆升格，任大使），曾出席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日内瓦国际禁烟会议、国际联盟会议、旧金山会议等国际会议，是中国20世纪知名外交官。[7, 8]施思明也跟随父亲游历多国，出入国际场合，结识了各界名流。[6]
    施肇基对卫生公益事业也颇有贡献。1910-1911年冬春，中国东北地区爆发鼠疫，时日俄正觊觎东北，两国以中国政府无力领导防疫以及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工作，甚至以派兵相要挟。事关主权，时任外务部右丞的施肇基“奉派办理治疫之事”，在他的力荐下，“自南洋返国，在京无事”[8]的伍连德（1879-1960）博士被任命为中国防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初到疫地，多数外国专家对他不屑一顾，法国医生梅斯耐甚至对他暴跳如雷。伍连德愤而请辞，所幸施肇基力排众议，顶住多方压力支持伍氏，并免去梅斯耐职务。为取得摄政王对于疫区焚尸的授权，施肇基寒冬除夕哭谏王府，终于感动府台[9]。在政府、百姓、上司的支持下，伍连德短短四个月时间内扑灭了瘟疫。清政府遂决定在奉天举办一次国际科学会议。这次会议并非一次简单的纯学术会议，庆亲王奏称“臣等窃维此次开会研究疫症，事关卫生，实为中外观听之所系”[10]。施肇基身为主管大臣，提前多日到会，与伍连德共同筹备。1911年4月3日，万国鼠疫大会（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开幕。东三省总督锡良将军与施肇基等一干清廷官员身着朝服出席，手捧圣旨宣读祝辞。施肇基代表东道国首先发表讲演，指出会议宗旨是如何防治鼠疫，造福于人类，并提出与此次鼠疫扑灭过程有关的问题，要求大会予以讨论。中国近代首次举办的国际科学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会后，中国在哈尔滨成立了第一个自主的防疫事务部门“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隶属于外交部。[11-14] 伍连德后来对我国医学贡献颇多，是中华医学会创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现代防疫体制的奠基人[14]，当初施肇基慧眼识英才并对其鼎力支持是功不可没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施肇基任国际救济会宣传组主任，并创办了上海防痨协会及附设医院。[7, 15]
（二）学业
    在父亲任驻英国期间，施思明移居英国，就读于温切斯特公学。父亲一直希望施思明从医，在自己赴美任职期间，特地安排英国外科医生康德黎爵士（Sir James Cantlie，1851-1926）作为儿子的监护人。[6] 康德黎1887年到中国，是曼逊爵士（Patrick Manson，1844-1922，英国医生、寄生虫学家，因研究丝虫病和疟疾而闻名[16]）在香港的执业伙伴。康曾任香港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第二任教务长，孙中山是该院的第一批学生，康对孙颇为赏识，曾著有《孙逸仙与中国之觉悟》。1896年，孙在伦敦被清驻英公使馆绑架，就是在康德黎多方奔走营救下才获释的。[17]1898年，康在伦敦创办《热带医学卫生杂志》（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 Hygiene）。1921-1923年间，康担任了英国皇家热带医学卫生学会会长，还成立了圣约翰急救协会。康德黎激励了施思明在医学和科学方面的兴趣，并教导他观察和推断胜于阅读和记忆。[6]施思明还认识了一位医生作家——因塑造了大侦探福尔摩斯而名声大噪的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施思明将柯南·道尔视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之一，深深崇敬他的爱国情怀、正义感、正直和运动员风格。[6]
    中学期间，施思明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还是学校一个联合国社团的创始人之一，他对国际组织的浓厚兴趣初现端倪。他自己倾向于以后从事历史、法律或政治方面的职业。但是施肇基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还是希望儿子从医。弱国无外交，祖国内忧外患，施肇基深有苦衷，面对数月甚至常年没有薪水的困境，他不得不举债来维持公使馆的运行。他尤其受朋友梁如浩（1863-1941，曾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18]）的影响，梁也同样说服了自己的四个儿子从医。[6]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良医“上可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全”，同样“能及大小生民”。在时局动荡的年代里，从医也许是父母能为子女想到的理想归宿。
    1925年，施思明顺利通过了医学学士第一阶段的两门考试：物理和机械学，具备了进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医的资格。本来施思明还得在中学读一年，但是为了能早点报效祖国，他恨不得早点儿从剑桥学医毕业。施思明在剑桥接受了良好的医学训练，授课教师都是各学科的带头人。如因研究有氧运输、高海拔生理学、胎儿循环而闻名的Joseph Barcroft爵士（班氏丝虫的主要发现者[16]）；因研究神经元而获193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Edgar Charles Adrian；因营养化学、维生素方面的研究而获1929年生化诺贝尔奖的F. Gowland Hopkins。施思明还聆听了到访的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关于条件反射的讲座。学生们从这些大师身上收获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对人生的启迪。值得一提的是，施思明还看到了解剖老师保存多年的伍连德当年的解剖卷子：一百分满分。[6]
    1928年，施思明进入了伦敦最古老和最漂亮的医院圣·托马斯医院（St Thomas' Hospital）实习。该院始建于1213年，最初是济贫院，后来伦敦市政府将其买下，作为给穷人免费医疗的医院。这里的一些带教老师是英国最杰出的医生，但是除了临床实践，给施思明触动最深的是病人的贫穷和人生悲喜剧。在妇产科的实习让人感触尤其深刻。在医院里，产妇们都被梳洗、穿戴得很好。但是，当实习医生们把新生儿送到家时，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副景象：母亲和一大群孩子挤在地下室，衣衫褴褛，杂乱不堪。这段实习经历使施思明渐渐打消了做医生挣钱的想法，转而立志在公共医疗卫生领域有所贡献。[6, 19]
    学习之余，施思明还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活动。先是担任了伦敦中国学联主席，后来又成为全英的中国学联主席及《中国留学生》杂志的编辑。这段经历让他学会了怎么处理公共事务，对他后来参加中华医学会和联合国的活动打下了基础。[6]

二、职业生涯
（一）1945年前：中华医学会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1934年，施思明博士返回中国，加入了中华医学会。1935年被推选为学会副总干事，次年任总干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华医学会组织会员参加各种救济队伍，并发起医务救济捐款运动。[20]在得力副手王吉民的协助下，施思明得以脱身为学会的抗日活动四处奔走：建立战时麻风中心、组建学会自己的救济中心、开办诊所、建立血库等[6]。施思明于1937年进入国民政府负责实施美国租借法案的工作小组，并于1941年赴美，出任国民政府时任外交部长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在华盛顿，施思明还被任命为《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主编之一。1944年6月，施思明进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UNRRA）卫生处工作，帮助制定远东医疗救助计划：派遣专家去中国、调遣中国医生赴美、分配医疗物资。共有价值约4130万美元的医疗物资配送中国。[6]
（二）1945-1948年：参与创建世界卫生组织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施思明参加这个会其实完全是个巧合。中国是该会的发起国之一，代表团团长正是宋子文，因为需要一个能用英文写演讲稿的秘书，他便向UNRRA借调了施思明。之前，施思明在UNRRA的一位同事苏札（Geraldo de Paula Souza）博士也接受了巴西代表团的邀请赴会。
    4月26日，与会各国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初稿，此稿只字未提“卫生”问题。在之后的一次医学午宴上，施思明与同事苏札碰到了挪威的埃文（Karl Evang）博士，三位医生一致认为应该把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卫生组织加入议程中。由于二战的破坏，以前的一些国际卫生组织都停止了活动，如国联卫生组织（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国际公共卫生局（Office International d’Hygiene Publique）。只有泛美卫生组织（Pan-American Sanitary Organization）还在继续活动，但是仅局限于美洲地区。因此，亟需建立一个新的能正常运转的国际卫生组织。
    由于中国是此次会议的四个主要发起国之一，另两位医生认为最好由施思明取得中国代表团的支持，向大会提交提案。可是此时距离提案提交截止日期只剩两天，四国之前互相协定，一国提交提案前需征求其他三国同意，时间已经不容中国代表团补充提案。施思明想到了另外一条途径，以决议案（resolution）的形式提议成立一个临时委员会（interim commission）。宋子文当即同意了这个请求，于是施思明起草了“关于召开国际卫生会议以成立一个国际卫生组织”的决议案。之后，施思明四处征求相关人士对该草案的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宋子文团队的顾问、曾任国联卫生组织医学主任的Rajchman医生是唯一对草案很冷静的，他透露其实自己有个关于新卫生组织的计划，这个组织的常设机构应该在巴黎，否则“就会被美国公共卫生署所控制”。这是施思明第一次了解到欧美间的矛盾。顾及到Rajchman医生的考虑，也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反对的声音，施思明又对草案进行了大量修改。[6]
    他在回忆录里写到“虽然我也愿意听从建议，只由中国作为发起国，但是想到列入巴西代表团的名字有利于我们争取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因此，还是以中国和巴西代表团共同提议的方式正式向第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Commission II Committee 3）提交了决议案。接下来，施思明开始频频参加这个会议，以便与主席Ramaswami Mudaliar建立紧密联系。苏札博士也为决议案提供了很多帮助，尤其是在拉美代表团间作了大量工作。此时，挪威的埃文博士奉召回国，代替他的挪威代表不仅不提供帮助，还试图在他们的草案中夹带一个社会组织。更不妙的是，筹划委员会要求所有会议委员会重点讨论与联合国宪章有关的建议，他们的决议案遭搁浅。于是，苏札博士建议由巴西代表团提交修正案并将一些词汇列入宪章草案的提议案中，如“健康”。但是其实提交修正案为时已晚，施思明觉得保险起见，还是应致力于召开国际会议。在咨询了众多人士后，施思明已经有点气馁了，但是幸运之星降临在了他身上。[6]
    在一次宋子文招待巴西代表团团长的正式宴会中，施思明发现旁边坐着的是大会秘书长Alger Hiss先生，赶紧抓住机会询问他的意见。Alger Hiss建议不以提案而以宣言的方式向大会呼吁，在宪章中列入了卫生工作内容，并提出要求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卫生组织。这个建议果然奏效，1945年5月28日，参加第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全体代表通过了该宣言。联合国宪章定稿中终于列入了“卫生工作”的内容（United Nations Charter, Articles 57 and 62）。[6]至此，世界卫生组织的建立总算有了个好的开端。
    1945年底，施思明辞去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准备专心投入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中。但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需要经过很多程序，而且其中充满了各方力量的博弈。比如关于会议地点，法国建议在巴黎开，美国建议在亚特兰大开。最后，只能折衷，预备会议在巴黎，正式会议在美国。再如，苏联反对由美国负责召开大会。在英国的建议下，会议由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ECOSOC）发出邀请，而非某个政府。[6]
    其间，施思明又兼任了很多工作，如中国供应委员会的医学主任、中国善后救济委员会驻华盛顿的医学主管、中国驻联合国及经济社会理事会的技术专家等等。他还挤出时间特地到洛克菲勒国际健康部研究国际卫生组织。[6]
    1946年3月18日至4月5日，根据ECOSOC的决议，在法国巴黎召开了“技术筹备委员会”（Technical Preparatory Committee）会议。WHO成立前的筹备工作正式开始，经由各国政府提名、ECOSOC指定，最后共有16个医学专家参加，施思明是来自西太平洋地区的唯一代表。[3]
    施思明与来自加拿大的精神病学家Brock Chisholm博士主要负责起草章程的序言。如何定义“健康”? 这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传统观念认为人只要身体没有出现病态就是健康。施思明与Brock Chisholm等人认为：健康只涉及机体本身有无病痛是不全面的，应该综合考虑机体、精神、社会等诸方面的状况。最终会议将“健康”定义为“不仅是没有患病和虚弱，而且是一种个体在躯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美状态”。[3]
    1946年6月19日至7月22日，在纽约召开了国际卫生会议（International Health Conference），这是WHO正式成立前的最后一次准备会议。大会通过了组织章程，建立了由18个国家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关于新组织的名称有很多建议，最后采取了施思明建议的“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6]
    给施思明留下深刻印象的是WHO宪章的签字仪式。参会人员大多是医学人士，对法律程序所知甚少，他们以为仪式会很简短，只要每人签上自己的名字就行了。他们没想到这牵涉到50多个国家、50多套不同的法律程序。医生们甚至不清楚自己的政府赋予自己的授权范围。所以，现场一度相当混乱。最后，只有英国和中国毫无疑义地在上面签了字，因为两国的代表团里配有法律顾问。[6]沈克非、袁贻瑾和施思明代表中国在WHO组织法文件上签了字。除了施思明外，我国的另两名代表在国内医学界也享有很高声望。沈克非医师时任中山医院院长，而袁贻瑾医师是我国公共卫生学的开拓者之一。其他国家的代表多在签名旁附上“有待批准”。会议推选美国卫生总监Thomas Parran任主席，中国沈克非医生、法国的Andre Cavaillon、英国的Sir Wilson Jameson、前苏联的Fedor G. Krotkov和巴西的苏札任副主席。[21]
    1948年4月7日，在收到第26个法律批准后[6]，WHO宪章正式生效，时间已过去了两年。4月7日成为世界卫生日，WHO的成员国和地区在每年的这一天都会围绕特定主题开展系列活动。同年6月24日，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WHO正式宣告成立。[22] 
    施思明对WHO怀有深厚的感情，认为参与WHO的创立，可能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他为WHO建立所做的工作也受到多方认可，如法国政府授予他公共卫生骑士勋章，Alpha Omega协会推选他为名誉会员，美国医学会在一百周年会议时授予他荣誉会员称号。[6]
（三）联合国工作
    1948年2月，在等待WHO正式成立过程中，施思明接受了联合国ECOSOC的邀请，进入该机构的秘书处任职，负责联络、协调联合国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包括与WHO的关系。1954年至1968年，施思明任联合国秘书处医务总监。[6] 

三、著作及公益事业
    施思明著有回忆录六卷，分别为：早年回忆（1908-1934）；在中国的医学活动（1934-1941）；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1941-1945）；世界卫生组织的起源（1945-1948）；联合国工作岁月（1948-1968）；退休生活。时间跨度长达八十余年，对提到的知名人士多有个人评价和生平简介。由于作者阅历丰富，交游广泛，对民国史、抗日战争、医学教育、中外医学交流、国际活动等方向感兴趣的人士都能在其中找到有意思的东西。他的其它著作有《中国的卫生问题》（China's Health Problems）等。
    施思明与妻子李月卿创办有“李施出版公司”和“李施基金会”。20世纪60年代起，在美国设立十处“李施基金奖”（世界卫生组织健康教育奖；纽约医学院、圣伊丽莎白女子学院、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九所大学奖学金）；1984年在中国设立四处“施思明基金奖”（中华医学会、上海医科大学、上海中医药学院、徐汇区中学英语奖学金)。[19]

四、结语
    从WHO的建立我们可以看到医学界人士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性，如果当初没有施思明他们三位医生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很可能要推迟若干年。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医学人才教育不能仅注重专业技术，还需要关注公共服务意识的培养。当下，不管是在全球健康事务中，还是在国内的医疗改革中，都需要有大视野、有担当的医学人士参与。
    WHO创立已有六十余年，现有成员国193个，是联合国专门机构中成员国最多的组织，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果要历数近现代中国为人类健康的贡献，参与创建WHO应能列入其中。施思明博士应该被我们所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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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医学人文评论》（第3卷），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0年8月，72-78页，略有改动。

作者简介：陈琦（1979-），女，浙江浦江人，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教研室讲师，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史，卫生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