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明叔公年轻时，应他父亲的要求学医。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上海主持救护工作，联合国成立之后，思明叔公长期在联合国担任医务总监直到退休。这是以前我所知道的思明叔公。

1984年时我在上海无线电十八厂工作。在上海音乐学院夜校古筝专业毕业以后，却未能如愿进入音乐单位。眼看着自己学非所用，心里非常着急。

当时中美已经建交了，我决定出国留学。这事情要办起来却非常不容易，学校的联系和学费都成问题。父亲想起了一位在美国的亲戚，就是思明叔公。

思明叔公是看着我父亲长大的，他们叔侄俩有比较深厚的感情。于是父亲写信给思明叔公，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

很快，思明叔公来信了，一口答应帮我担保，还为我介绍了一所女子教会大学，并说这所学校比较安全。叔公告诉我父母，他很快要到上海来探亲，到时还有一件事要请我父母帮忙。

1984年仲春，思明叔公来到上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叔公，他个子略高，清瘦，有着我们施家特有的国字脸。虽然已经70多岁，但思路敏捷，办事干练。

他由我的父亲和他以前一位好友李先生陪着，走访了故居、以前就读的学校等地。访问结束后，叔公召集我的父母和他的李姓好友一起开会，告诉大家，他要以他太太李月卿的名义，在上海的几所学校设立一个奖学金，以奖励上海的优秀学生（思明叔公此前已在美国9所大学，设立了奖学金）。他希望我的父母和李先生帮他办成这件事，并帮他管理这个基金会。

1984年，叔公施思明（中间高个子戴眼镜者）访问上海的时候，和他的一些老同学合影

“施李月卿奖学金基金会”就这样成立了。我父母和李先生一起考察了上海的一些大中学校，挑选了上海医科大学、上海中医学院、徐汇中学和中华医学会四个奖学金颁发点。

每学年我的父母和李先生一起认真审查送来的优秀学生材料，走访这些单位并与老师和学生交谈，挑选出合适的人选颁发奖学金。每次奖学金颁发大会，我的父母或李先生都要到会，给优秀学生颁奖。这些工作都是义务的，没有收入。

我的父母和李先生都认真做好，从不马虎。那些单位的领导和师生看到三位老人无论寒暑、风雨无阻地做志愿者，都很感动。我父亲说：我们姓施，就是应该为社会多多施予。

有意思的是，几年前，我在纽约国际乒乓球中心担任经理时，有一位年轻人，来应聘半职乒乓球教练的工作。他的履历上就有“施李月卿奖学金”获得者。可惜这个孩子，书读的一定很好，但乒乓球却打得不怎样，不幸落选了教练的职位。

施李月卿奖学金的颁奖现场

至于我到美国去读书的事情，思明叔公一到上海，就把他已经办好了的经济担保书和认证书交给了我的父母。

几乎与此同时，我也收到了新泽西伊丽莎白女子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思明叔公又为我能出国留学，写了一封信给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希望美国领事馆能予以协助办签证（那时去美国留学的签证很难办，拒签者十有七八）。这样我顺利拿到签证到美国求学。可惜当时我家没有相机，没能留下叔公唯一的一次访问上海的影像。

我来到美国读书，第三天就接到我叔公的电话，要求我去打工，说是我不但要学习课堂知识，还应该学习社会、人文和文化知识。

当时我很不理解。我刚到美国，学习英文和课业知识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可能腾出时间去打工？再说，我来美国之前，在工厂里做青年团委员，还见证了激烈的政治风云，这些社会经验还不够吗？

当然，这是叔公的要求，我照做了。当我在校外打工，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才明白叔公的用意。中美两国的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不同，人作为一个个体，或者一些人组成了一个群体，在思维、行为、目的和结果都有很大差别。

为了将来能更好地在社会上工作，或者说为了适应中美不同的体制，甚至整个世界的不同文化和习惯，应该尽早开始进行社会实践，到毕业时再补上这一课已经有点晚了。有了这些社会经验，使得后来的我在社会上做各个领域的工作中遇到各种问题，都能懂得如何解决最为妥善。

如今我也已经迈入老年人的行列，在家里教音乐，以及在乒乓球俱乐部做些工作。这些前辈都是我的榜样，只要健康情况允许，有一份热，发一分光，直到上帝召唤的日子。就像我父亲说的那样，我姓施，就要为社会多多施予。

2018年我在乒乓球比赛中夺冠时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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