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肇基1901年就读康奈尔大学时 　　施肇基在中心中学及任清政府驻美使馆翻译生时摄。

  作为杰出的职业外交家，施肇基（1877.4.10—1958.1.3）先生留在世间的文字材料并不多。除了目前能够见到的《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又名《施植之先生早年回忆录》），他丰富的外交和从政经历而行诸文字者甚为少见，虽然在1920年代就有胡适之这样的友人时时劝其写回忆录，但施肇基迟迟不愿落笔，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良以时方多艰，愧无建树，何必多着痕迹，以取干名博誉之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写、2011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将施肇基列入，可见其在晚清民国史上的影响力。施本人的“愧无建树”，实在只是自谦之词。

  英文翻译获辜鸿铭赞誉

  施肇基，字植之，于1877年4月10日出生于江苏震泽纯孝里。笠泽施氏为江南名门望族，自清初从浙江钱塘迁居震泽后，历代经营丝业，家境富裕。作为乡绅，施氏一门对子弟教育也特别重视。

  施肇基5岁进入当地乡塾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入学当日，施肇基家人“以麦糖一方裹以红布置于方凳上，使余坐于其上”。这个乡俗，以麦糖黏性足，“取其为学有恒勤而不辍之意，有如麦糖之黏固不离其位也”。

  9岁，施肇基就来到南京江宁府立同文馆学习，由于湿气太重染病而作罢。1887年，10岁的施肇基进入上海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学习，前后在书院三年，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及西方文化基础。1890年，施肇基又专门到国文学院学习汉文两年。

  1893年，16岁的施肇基随清政府驻美公使杨儒赴美，任翻译生，初步展示了过人的语言才华。1897年夏天，施肇基辞去使团职务，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文学院深造。其间，被已赴俄罗斯的杨儒召去服务，后来虽然杨儒百般挽留甚至闹得不欢而散，施肇基还是毅然回到美国完成了学业，先后获得文学学士及硕士学位。

  1902年回国后，施肇基入湖广总督衙门，端方非常赏识他，推荐他出任洋务文案。施肇基的才华不仅为当时的一班官僚所赏识，即使是张之洞的洋务顾问辜鸿铭，也对其赞誉有加。康奈尔大学教授精琪应邀来华作币制考察，除了拜访了清政府高层，也逐一与地方大员见面。精琪与张之洞见面时，施肇基是翻译。

  面对精琪，张之洞滔滔不绝地讲了“三刻钟”，而施肇基又不能做笔记，只能以手指略记条次，后来逐一翻译。当时在座的辜鸿铭认为，施肇基的翻译“译词详确，毫无遗漏，较其本人所记尤多”。以辜鸿铭的恃才傲物，能得到他的夸奖，实属不易。

  晚清的官场，对于像施肇基这样自幼年即在美国的留洋学生而言，并不容易。如五大臣准备出洋考察宪政之际，兵部侍郎徐世昌因与施肇基此前已相识，约施肇基同行助力。其时正在张之洞幕府效力的施肇基事先并不知情，事后也并未应允。然而张之洞得知徐世昌的邀请后，立即将施肇基的一切职务全部革除，并称“待施文案不薄尚且如此”云云，让施肇基摸不着头脑。施肇基口述回忆录时已是晚年，虽然自我安慰此次遭遇属塞翁失马，但言语之中颇有不平，可见此事当时对他影响颇巨。

  “支撑一个比较像样的局面”

  1911年，施肇基以外务部左丞的身份，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公使，未及赴任，武昌起义爆发，随后满清覆灭，中华民国建立，施肇基也开始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职业外交官生涯。

  1914年，施肇基被任命为驻英公使，前后凡七年，在英国度过了波诡云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初，一战27个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会议，施肇基正是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会上，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和会完全拒绝了中国代表团关于山东问题的提议，消息传回，引爆了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

  “弱国交涉，始争终止”是一个常见现象。代表团成员认为，如果“此次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可言”。迫于国内巨大的反对声浪，北京政府在是否签约问题上也显得犹犹豫豫。和会期间，代表团成员两次请辞，其实已经表明了态度。会上，施肇基支持顾维钧等人的主张，不顾北京政府最终的训令，拒绝在合约上签字，赢得了时人的敬重。

  而后的1921年2月，施肇基转任驻美公使。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施肇基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此次会议主要是解决巴黎和会遗留下来的问题，会上，施肇基等据理力争，巧妙斡旋，如提出撤裁各国在华邮局案、撤退外国驻华军警案等，又强力推出“鲁案”，经过前后三十六轮谈判，使得核心的山东问题在当时条件下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否认了日本在华的“特殊权益”以及垄断地位。有人曾评价，这是施肇基数十年外交生涯的高峰。

  此后，施肇基又担任过出席国联中国全权代表及国联理事会中国全权代表，提请国际注意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32年，施肇基代理驻美公使。1935年6月，中美双方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施肇基也成为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

  对施肇基数十年的外交生涯，陈之迈先生评价说：“施先生从事外交工作数十年，但他不是一位所谓风云人物，许多大事经过他手好像都显得平淡无奇，一件一件地处理过去，听不到他慷慨激昂的呼声，他所努力所得的结果也不令人有拍案惊奇之感。”

  应该说，这是相当恰当的评价。施肇基历晚清而入民国，晚清末造至20世纪中叶的巨变，施肇基是亲历者，甚至不少事件还是参与者。他没有加入任何党派，是典型的职业外交官。施肇基固然有自己的政治倾向，但绝少表露，他的职业，就是为中国在外交上争利益。

  内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外交。施肇基任外交官的二三十年间，中国正处于不断革命的状态中，国家并不统一，内政之纷扰可想而知，复又积弱积贫，国际话语权有限，在这样的时代，对于施肇基等这样一批职业外交官，陈之迈说：“我们应当感谢他们，在这个大混乱时代，仍然有他们这样的人在国外支撑一个比较像样的局面。”

  读书当“中西并重新旧并施”

  1922年11月29日，施肇基偕夫人唐钰华女士回震泽省亲。当年12月21日出版的《吴江》报，对施肇基的省亲、扫墓以及当地欢迎会有着详细的记载，包括各校“男女童子军”在内，“是日来宾不下千余人”。同时，该报还详细记录了施肇基在震泽丝业公会欢迎会上的演说词。此篇演说词，对“不着痕迹”的施肇基来说，极为罕见。

  从演说词的全文来看，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简略叙述“吾侪在外，代表本国本乡争回体面耳”，其事件背景则为华盛顿九国会议；第二，是对当时欢迎施肇基回乡的震泽学子讲话，勉励他们读书要“中西并重，新旧并施”，不可偏废；第三，是对震泽丝业公会的期望，希望丝业公会会员们能够诚信经营，在新的“商战时代”以自己的方式报国。

  在三个部分的演说内容中，其实贯穿着一条主线，即社会各阶层如何为吾国吾乡争体面，按照现在的说法，绝对是一场正能量演说。当然，施肇基在演说中丝毫没有狂热的国家主义情怀。他的演说是平淡的，然而又是目光深邃的。

  以对震泽青少年学生的演说为例，全文如下：

  本乡今日之学校，与十年前较，进步多矣。但读书要中西并重，新旧并施。今日中国不能统一之大原因，在旧学已废、新学未成。我华有四千余年治国之历史，为世界一文明开化最早之国。故罗马埃及希腊已亡，而我国独存，则尚有一部分之旧学在也。旧有之学识，其切实可法者，即为一国元气之所寄，我国精神之所在。故先圣之嘉言懿行，仍当奉为圭臬，不容忽也。

  仔细阅读《施肇基早年回忆录》，施肇基的学习时代，一大半的时间浸泡在西洋文化中，只是在早年入乡塾以及圣约翰书院肄业后学习了两年传统文化。从他的教育履历看，施肇基应该算是一个新派、洋派人物，理应“摩登”，事实如何呢？在施肇基的这篇演说中，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情况。其实，也正是因为对西方文化有深入了解，才能更好地审视自身传统，知所保守，知所进取，既不自傲，也不自卑。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近代史学者叶文心在其博士论文《疏离的学院：中华民国的文化与政治1919—1937》（中文版名为《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中指出，像圣约翰大学这样的教会大学，成功地实现了儒家中国的知识范式的现代转型。这表明，传统士绅有能力来回应古今中西之争。从圣约翰书院走出来的施肇基，可说是中国士绅现代转型的典型之一。

  如果我们再把这一篇演讲放到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教育界的大背景下考察，则更能体会其深意。在一个以“新”为尚的时代，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价值坚守更有意义。其保守取向，对平衡激进的思想文化运动而言，当是一记警钟。当然，这些当年的教诲，只能等到过去近百年后，国人对“传统”已经不甚了了之际，方能看出其意义所在、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