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当我看到侃声哥哥时，在我脑海中马上浮现出大伯的音容笑貌，他们是多么的相像，也像我的爸爸，中等身材，圆圆的脸，长着一些络腮胡子，忠厚而憨直。去年见到慧声姐姐，尽管是女性，她的脸容依然有着父辈们的因子。二伯伯我也依稀地看到过几次，他们兄弟都很像，而我们这一代，仔细看来，也有很多类同之处。这就是遗传的功力，这就是血脉的延续，这也是一种天性本性，难怪我儿子在填籍贯时都写海门，而没有听他们的妈妈填出生地杭州。其实我们的父辈也一样，我看到我的爸爸写的是镇江，这次看到谱系，看到大伯的手迹，才知道我们的老祖宗是在江苏丹徒。我们的老祖宗的老祖宗又从哪里来呢？一直往前推，那只能推到宇宙了，从宇宙中来，到宇宙中去，要传承家庭美德，永恒不断。

我第一次见到大伯是在1948年冬天。那年夏天，大妹妹尧声没有了，爸爸又患上了伤寒，养病时我每天清晨都去羊元角的豆腐店打豆腐浆包括挑一页豆腐皮给爸爸补身体。其时，父亲既是国民党海门日报的主编，又是锡类中学的教范氏大代数和三S几何的老师，双份工作也仅勉强维持生计。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快进入灭亡阶段，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反动政权即将崩溃。父亲早就预知蒋家皇朝即将结束，在母亲的促使下，乘养病之机，带着我躲开当局到上海避难。开始住在厦门路姨母家，姨父丁少兰开有天来鞋带厂，生产鞋带和手套，算一个家庭作坊，底层、二楼、三层阁楼，家、车间、仓库、职工宿舍挤在一起。这也是我第一次到上海，见到了电灯电话，乘上了公交车和有线电车，爸爸还带我游览了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大新公司和新新公司，虽是繁华，但并不引起我的胃口，因为我知道这些不是属于我们乡下人的。一天，一个和爸爸长得极像的大人出现在我的面前，这就是大伯，他雇了一辆黄包车，拉着我们离开了比较热闹的厦门路，住到了虬江路东宝兴路一个二层楼的房子，这是大伯在上海的家。在厦门路，国民党海门报社的人曾来找过爸爸，要他继续为国民党效劳，爸爸不愿，为了避免纠缠，躲到了更为僻静的巷子。在大伯家，每天能吃到盐水花生米，我十分高兴。那时我才虚令十岁，只知道吃和玩，根本不知道大人们的心事，更不懂得政治和关心局势。大伯早出晚归，爸爸也时常外出，带回一些报纸研读。49年元旦以后，广播中有国共和谈之事，有惩办战犯的条例，爸爸决定返回海门，而很多苏北人都争着拥到上海。49年春节前几天，我和爸爸回到了茅家镇，出发时是在县府前租住徐姓的朝东屋，回海时住到了树德巷自家的老房子，当时，妈妈抱着豪弟迎接了我们，但脸上是一副愁容。

在租住徐姓房子期间，我见到过二伯父，当时准备开店做生意。在那里我也第一次有记忆地见到了外祖父，他陪我一起去孙牧师开的小店买酱油，而那时外祖父向老板讨了一块糖给我吃……

以上是我对父辈们的最早的一些记忆。

海门当时是新四军和国民党争夺的地区，基本上是农村包围城市。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遭受着列强的瓜分和欺压，清政府腐败无能，但中华儿女的优秀分子，到处寻求救中国的良方，始终同反动派浴血奋斗。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经过多次的起义，在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接受马列主义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推翻北洋军阀，孙中山采取联苏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改组了国民党，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取得北阀战争的胜利。蒋介石抛开了三大政策，背叛了孙中山的路线，导致了十年内战。家里内斗，引来了外寇，日本发动九·一八事件，侵占我东北三省，直至全面爆发抗日战争。在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全民呼声中，蒋介石接受中共的建议，又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为了一已私利，抗战胜利后又撕破了和平协议，再次发动内战。政党的私利，使人民又一次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中，让多少人成为替死鬼，让多少家庭家破人亡。

我在抗战胜利后正式上学，尽管我跟着爸爸妈妈进过多所“学校”，但不是正式生，没有注册过。胜利了，可以成为正式的小学生了，爸爸更为我起了“张凯声”的学名，为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希望永远凯歌阵阵。

爸爸自幼丧父，家境清贫，大伯、二伯和一个叔叔，均辍学就业，唯他读书用功，成绩出色，受实业家张骞家的资助和大伯伯的栽培，一直读到唐山交通大学，后被张骞之子张孝若召回，原本去任大生三厂厂长，后说服资方人士，筹集资金，策划成立了印刷厂，办起了报纸，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喉舌。9·18事件后，唐山交通大学被日本轰炸，爸爸投笔从戎，到北京投奔吉鸿昌，参加义勇军，但被蒋解散。义愤填膺的爸爸欲同一些热血青年冲过山海关去东北找马占山，未果而回老家，继续从事新闻出版事业。他办的报纸，常常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腐败，伸张正义，为民请命，因此履遭县政府的逼害，直至封锁报馆，把父亲投进镇江大牢。在正义人士的营救下，通过与伪县长的打官司，终于胜诉，半年后获得出狱，重登报社。办师山日报时，父亲每天主笔撰写专论。日寇入侵通海后，爸爸携印刷厂和报社退到乡下，仍为之奋斗，参加过抗日游击队，在新四军办的恒兴镇中学教过书，他的学徒，有不少都投奔新四军，成为共产党的干部。

抗战胜利后，时任国民党县党部的姚江，先说父亲是新四军共产党，要枪毙，后又装好人作保，拉爸爸为他办报。当时，爸爸已有我和二个妹妹，再也承受不起更多的波折了，在姚江的威胁利诱下，只好答应了下来，从此，“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是爸爸1950年在祖母灵堂上亲自写的横批，足见他的悔恨之心。

从上海回海门不久，新四军解放了茅镇，爸爸一清早去军管委报到，表示愿为新政权服务，军管会很快也委任父亲任锡类中学教师，并请他教政治。爸爸也多次在欢送学生参军参干的大会上发言，“解放使我得到新生，我才一岁，你们青年人，十六、十七岁，正当时候，可以为新中国作出很大的贡献。”爸爸后来被任命为锡类中学教导主任，53年调任江苏省海门中学任语文教研组组长，历任班主任，培养出像刘煊一批的优秀生，最近刘煊还让他的家人把爸爸改过的作文本邮寄北京大学的他留作纪念。

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运动，爸爸均成为首当其冲的运动员，或被“表扬”，或被“利用”，或被作为替罪羊。我曾看到过爸爸的任命书，在名字前被冠以“历史反革命”。我深刻地观察到，爸爸是诚心诚意地拥护共产党，感谢共产党的，反右斗争时，他一直不承认自己有丝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言行，但在刘副校长说这是“客观存在”后，他才默默承受了开除公职就地监督劳动的处分，直至1973年12月的一天在清晨打扫弄堂脑溢血后不治身亡为止。

好在我早读书一年，爸爸未划成右派前我考上了浙江大学。1957年，我在季上辰爸爸的陪同下，和上辰、卢正安先抵上海季家，后到厦门路姨父家，没过一天，大伯伯又把我接到东宝兴路，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大伯。在大伯家我小住了二天，亚声姐姐还陪我看了一场沪剧，好像剧名为“秋江”，很是高兴。去杭州，大伯一直陪我送到车站。

58年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弄得人人自危，人性被扭曲，不再有友爱友谊，不再有亲情爱情，动不动就是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动不动就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动不动就是搞复辟的反革命，动不动就是出生成分和阶级，为此我也受到了牵连，遭受到了“下放”。但我还是不幸中之大幸，62年又复学，在亲朋好友的支持下，我得以从浙江大学土木系毕业，承续了父亲没有实现但希望我去实现的事业。

大学求学期间，大伯曾给我寄钱，还有我的寄父倪少谷，他在黄渡人民银行工作，为表示对党的忠心，解放后改名为倪忠诚。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太黑暗了，改朝换代，朋党之争，诛灭九族，是多么的残酷无情，是多么的灭绝人性。人为什么最终能主宰地球，并不是他的祖先有锋利的爪子和牙齿，有超群的力量和速度，人猿比起兽中之王老虎来要渺小得多，但他们群居生活，相互合作，相互依存，团结共赢，战胜了各种自然力量，适应了生存的环境，不断进化，超越了孤独的老虎们。所以我们要恢复人性，讲和谐，讲爱心，讲团结互助，讲多赢共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反对任何专制主义。解放初，我们唱“民主政府爱人民” ，唱“让一切惧怕民主的制度死亡”，多少革命烈士为民主而奋斗牺牲，所以我们要发扬民主制度，使人人享有民主权利。民主不仅仅是手段，也是人类追求进步的目的，决不能为任何专制辩护。

专制让人们分割，让人们明哲保身，它只维护统治者的既得利益。内斗，也只能使人民遭殃，让冒险家谋取暴利。我们民族已深受专制内斗的苦难，我们的家族不正是从丹徒飘泊到海门，在海门的各支，尽管相距不足百里，也很少有来往，直至改革开放，才得以相见相识。我由衷地感谢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十分英名的建国方针。

我要感谢本家谱的首批编撰者张侃声、张慧声和张啸声，让我看到了我的父辈们在恶劣环境中的艰辛和各种美德，让我回忆起了他们给我们晚辈的呵护爱心和养育之恩，没有他们的拼搏，那有我们的今天。

我也快步入古稀之年。我觉得我的一生最大的遗憾有以下几点。首先我曾误解了爸爸，误解他忘记了解放后给我家带来了安定生活的感恩而负义，也曾埋怨爸爸的问题影响了自己的前途。我没有给他老人家带来任何幸福，在他心灵创伤的时候给以安慰，尽管临终前我陪伴了他一夜天，抚摸着他的身体，他也紧抓着我的手，泪眼相对。他没有参加我的婚礼，没有看到过他的大媳妇，没有……我更没有为他正名，去摘掉右派的帽子。第二，我可以给妈妈更多愉快的享受时而不能施以，她没有在健康时见到进入大学读书的二个孙子，她在病危时盼望着大儿子能携全家来看她最后一眼，当她听到只有我一人赶来时，笑容马上消失，默默地闭上了双眼，尽管我守护了多日，但怎能抚平她心灵的创伤。第三，我不知道大伯的去世，二伯的去世，更没有参加他们的追悼会……

我不希望再留下什么遗憾，但愿我们能传承家庭美德，从点滴做起，去创造美好和谐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10月，时任《解放军报》印刷厂厂长的滕冲（军级老干部）到杭州顺便来看我时，对他的老部下说要见一位“烈士”的儿子，当煤炭局副局长李庆斋的女儿李杏梅问我你是烈士的儿子时，我心中一怔，原来在革命的老干部眼中，我爸爸还是个烈士呢。滕冲是我爸爸印刷厂的学徒，1939年即参加新四军抗日，他对我的爸爸和妈妈都是很佩服的。爸爸历史清楚，敢作敢为，已经用自己的言行证明自己是时代的精英。他坚持实事求是，从不诬陷好人，文革期间有不少红卫兵来调查当年海门地下党员的历史，爸爸均予以如实的见证。

1997年，母亲去世后，我患了一场病。我们的父辈们均走了，当我有能力去尽一点孝道时，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在和朋友们谈及双方父母亲时，得悉对方还有健在者，我羡慕地说，“你多么幸福，你还可以尽孝道，而我已无处去尽孝道了。”

父辈们，祖先们，安息吧，你们的子孙后代将沿着你们的理想、承续着你们的美德去勤奋工作，去光宗耀祖，你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达振家声，以德永范。 2007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