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征军的日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看见葛琪先生的一篇文章《我在<中国远征军>的日子》，非常激动。我不知道葛琪先生写过这篇文章。葛先生是我的朋友，这篇文章应该说和我也有些渊源。多方联系，得知文章是加拿大杜融先生和南京施家治先生推荐的。我和两位建立了联系。杜融先生给我来信，这里摘录一封：

“葛琪我很熟，他在卡爾加里建立了一個叫“江浙上海聯誼會”的社團，我是其中的一員。他的這篇東西寫完很久，由於有些顧慮而沒有付印，直到2005年，抗戰勝利60週年時，本埠華人編了一本名叫《攀登》的紀念冊，登載了葛會長的這篇大作。正巧聯誼會中還有幾位老兵後人，我們常聚在一起活動。2010年南京大屠殺難胞紀念館收了家父遺留下的一些紀念品，搞了一個盛大的儀式，我順勢贈了該館一本《攀登》。至今還在孫立人將軍專櫃展出。施家治先生也應邀參加了那次活動，我們得以相識。”

这引起了我很多回忆，葛琪先生已经作古，不可能再见面长谈。我对葛先生的回忆和我们曾经交谈过的人世沧桑，也都化作了逝去的烟云。令人无限惆怅。

葛琪先生是江苏省海安县原韩洋乡人。1974年底从南越西贡移居加拿大卡尔加里。他是一位诚实又诚恳的人。一位真正的男子汉。古之所谓“君子”，现在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

我出生于新加坡，曾经在法国和印度尼西亚居住过，回国读书学医，毕业后分配来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工作，是个普通的内科医生，以后升任主任医师，担任院长。因为我是归侨，1987年改行担任了侨联主席。葛琪是改革开放以后较早回乡探亲的海外华人。我工作职责所在，接待了他。葛琪是亲情乡情友情很重的人，每年都回来，我们每年都见面。他有十个弟弟妹妹。他自己有十个子女。他把每一位子女都带回家乡看看，认识国内的亲戚，，指给儿女们看他幼年用过的水井和游泳过的小河。有一次他把患过“中风“而”活动不便的太太和子女七人一起带回来。我借了政府的一辆大客车和司机。去上海接他们一家子，当时是暮春时节，汽车开到如皋和海安的分界处，车窗外是一片碧绿的稻田，小河边杨柳依依。我宣布：“各位，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你们的家乡海安县。”全车的人立即鼓掌欢呼，以示谢意。我们把车停下来，全体下车到田间观望，那晚我组织了一个联欢会，他的长子在会上高歌一曲。我说，葛老也唱一首，他说从来不会唱歌，但是兴致很高，也唱了一句“苏武牧羊北海边”，却是嗓音浑厚，字正腔圆，接着就笑说，不会唱了，不会唱了。当晚尽欢而散。我们的友谊也不断加深。

葛琪先生告诉我，他在人生中几个关键时刻，都做出了正确的决断。第一次是离家出走。他是家中长子，弟妹多，不可能有经济能力供他继续读书。当时世界形势紧张，人们希望有报国之路。1935年初中毕业以后，他没有携带一点盘缠，只身离开家乡，闯入茫茫江湖。结果选择进入了镇江警官学校。该校是无需自交学费和住宿伙食费的，1937年提前毕业，在南京担任警官。南京上海沦陷和，1939年投入孙立人将军的第38师（开始称为“税警团”）走上了从军之路。1941年入缅作战。当时葛琪担任特务连长，实际即是师部警卫连。湎战中颇立战功。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些有功将士是十分风光的，38师军官们踌躇满志,认为将论功行赏。

此时突然传闻38师将调往东北战场，开始国内战争。葛琪毅然脱下军装，离开军队。这是他人生中第二次的毅然决策。军官同事们都很惋惜。葛琪对我说，他不愿意打内仗，后来有一次机会访问台湾，见到他的老同事去台湾以后遭遇都相当悲惨。他说自己的路是走对了。

葛琪脱下军装后就去了南越，在那里结婚成家。太太的父亲从事酒类生意。葛琪后来成为法国葡萄酒的南越代理商，相当成功，家境富裕。而此时越南风云变幻，1974年，他做出了人生的第三次决策，全部结束在南越的生意，迅速彻底离开，移民加拿大。不久，南越政权失败，南越华人从此命运多艰。葛琪又逃脱了一次厄运。

葛琪还有第四次重大决定，这与我有些关系，且待后面再说。

葛琪和我的交谈中时有涉及远征军的旧事，那是他一生中为国争光的重大时刻，处境的艰苦又异乎寻常，在他的记忆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中国人民对远征军的史迹是知道的，我居住过的南洋，抗日战争中很多人归来参战，其中很多人与中缅通道有关，这就是“南洋机工”我因此也分外关心。我一再劝说他写回忆录，我还买了两本有关远征军的小说送给他，以供参考。他看了以后说：“这些小说，完全不符合当时的情形，大多是编造的”。我就说那么你更应该写出来。他沉吟良久，没有答应我写，也没有说不写。

后来我调离了侨联，以后又退休了。但是我们之间仍然每年见面而且通信。我退休后参与创办了南通华侨博物馆，继续建议他写回忆录，并且建议他把在远征军事时的纪念品赠送给南通华侨博物馆。我说你的儿女未必会很好管理这些宝贵的文物，放在博物馆里会保存的更好，又可以为后人所瞻仰。

简单介绍一下葛琪先生第四次决断。因为这也体现了他的高尚品德。那是1988年，葛琪对家人和家乡都十分关心，对众多弟妹侄儿侄女都有馈赠，对家乡的养老院、幼稚园、学校亦有捐助。我建议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地都在争取办“合资企业”，海安一所合资企业都没有，你若有意，何不在家乡办企业。他说，我非富豪，小有馈赠是尽力为之，办企业可能财力精力均所不及。我说合资不必过虑大小，何不为海安开个先例？他以为然，最后商定15万美元，他出10万美元，侨联出资5万美元。预定1989年实施。可是1989年年发生了“六四”事件，中国与许多国家关系紧张。加拿大华界及政府均反对当时进行经济交往。葛琪先生处境艰难尴尬，最后他仍然下决心汇来10万美元，我千方百计向海安县政府经济建设委员会借了3万美元，向中国银行借得2万美元。合资企业得以成立。葛琪先生对我说:“我处境很困难，一是为了中国的荣誉，二是顾及我们之间的友谊，就毅然下此决心”。我听了万分感动。

我们的企业名为“南通市华琪食品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饼干。质量很好。是海安县第一家合资企业。可惜厂长没选好，是个品质恶劣的人。我要撤换他，这本是我责任所在。但是此人得到统战部长等领导的支持，不惜把我调离侨联来保护此人的厂长职务。三年以后该厂被一家国营企业收购。该厂的技术人员自己组合起来办了个“奇香食品有限公司”，仍旧生产饼干，至今兴旺发达。当然政府未让葛琪先生受损失，全款退还给了葛先生，只是辜负了葛琪先生的一片苦心。

中立者是徐筑，右是葛琪先生，左是其弟葛显录先生

徐筑、杜融、施家治在南京会面(2017-11-02）

这件事没有影响葛先生和我的友谊，他每年回来我们仍然见面，交谈，共餐。只是我总感觉有点内疚。2009年他在海外出生的小女儿女婿回海安探望老家（他俩都是地道的华人，女儿华语流利，女婿却已不能说华语）。我请他伉俪共餐，才得知葛先生仙逝。

写出这段因缘，聊作对葛先生的怀念，同时表达对杜融先生和施家治先生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