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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远征军>的日子

中国驻印军军官,卡城江浙上海联谊会前会长:葛琪

共8页 2009-01-15(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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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  徐筑 2017-09-19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看见葛琪先生的一篇文章《我在<中国远征军>的日子》,非常激动。我不知道葛琪先生写过这篇文章。葛先生是我的朋友,这篇文章应该说和我也有些渊源。多方联系,得知文章是加拿大杜融先生和南京施家治先生推荐的。我和两位建立了联系。杜融先生给我来信,这里摘录一封:

葛琪我很熟他在卡爾加里建立了一個叫江浙上海聯誼會的社團我是其中的一員。他的這篇東西寫完很久,由於有些顧慮而沒有付印,直到2005年,抗戰勝利60週年時,本埠華人編了一本名叫《攀登》的紀念冊,登載了葛會長的這篇大作。正巧聯誼會中還有幾位老兵後人,我們常聚在一起活動。2010年南京大屠殺難胞紀念館收了家父遺留下的一些紀念品,搞了一個盛大的儀式,我順勢贈了該館一本《攀登》。至今還在孫立人將軍專櫃展出。施家治先生也應邀參加了那次活動,我們得以相識。

这引起了我很多回忆,葛琪先生已经作古,不可能再见面长谈。我对葛先生的回忆和我们曾经交谈过的人世沧桑,也都化作了逝去的烟云。令人无限惆怅。

葛琪先生是江苏省海安县原韩洋乡人。1974年底从南越西贡移居加拿大卡尔加里。他是一位诚实又诚恳的人。一位真正的男子汉。古之所谓君子,现在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

我出生于新加坡,曾经在法国和印度尼西亚居住过,回国读书学医,毕业后分配来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工作,是个普通的内科医生,以后升任主任医师,担任院长。因为我是归侨,1987年改行担任了侨联主席。葛琪是改革开放以后较早回乡探亲的海外华人。我工作职责所在,接待了他。葛琪是亲情乡情友情很重的人,每年都回来,我们每年都见面。他有十个弟弟妹妹。他自己有十个子女。他把每一位子女都带回家乡看看,认识国内的亲戚,,指给儿女们看他幼年用过的水井和游泳过的小河。有一次他把患过中风活动不便的太太和子女七人一起带回来。我借了政府的一辆大客车和司机。去上海接他们一家子,当时是暮春时节,汽车开到如皋和海安的分界处,车窗外是一片碧绿的稻田,小河边杨柳依依。我宣布:各位,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你们的家乡海安县。全车的人立即鼓掌欢呼,以示谢意。我们把车停下来,全体下车到田间观望,那晚我组织了一个联欢会,他的长子在会上高歌一曲。我说,葛老也唱一首,他说从来不会唱歌,但是兴致很高,也唱了一句苏武牧羊北海边,却是嗓音浑厚,字正腔圆,接着就笑说,不会唱了,不会唱了。当晚尽欢而散。我们的友谊也不断加深。

葛琪先生告诉我,他在人生中几个关键时刻,都做出了正确的决断。第一次是离家出走。他是家中长子,弟妹多,不可能有经济能力供他继续读书。当时世界形势紧张,人们希望有报国之路。1935年初中毕业以后,他没有携带一点盘缠,只身离开家乡,闯入茫茫江湖。结果选择进入了镇江警官学校。该校是无需自交学费和住宿伙食费的,1937年提前毕业,在南京担任警官。南京上海沦陷和,1939年投入孙立人将军的第38师(开始称为税警团)走上了从军之路。1941年入缅作战。当时葛琪担任特务连长,实际即是师部警卫连。湎战中颇立战功。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些有功将士是十分风光的,38师军官们踌躇满志,认为将论功行赏。

此时突然传闻38师将调往东北战场,开始国内战争。葛琪毅然脱下军装,离开军队。这是他人生中第二次的毅然决策。军官同事们都很惋惜。葛琪对我说,他不愿意打内仗,后来有一次机会访问台湾,见到他的老同事去台湾以后遭遇都相当悲惨。他说自己的路是走对了。

葛琪脱下军装后就去了南越,在那里结婚成家。太太的父亲从事酒类生意。葛琪后来成为法国葡萄酒的南越代理商,相当成功,家境富裕。而此时越南风云变幻,1974年,他做出了人生的第三次决策,全部结束在南越的生意,迅速彻底离开,移民加拿大。不久,南越政权失败,南越华人从此命运多艰。葛琪又逃脱了一次厄运。

葛琪还有第四次重大决定,这与我有些关系,且待后面再说。

葛琪和我的交谈中时有涉及远征军的旧事,那是他一生中为国争光的重大时刻,处境的艰苦又异乎寻常,在他的记忆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中国人民对远征军的史迹是知道的,我居住过的南洋,抗日战争中很多人归来参战,其中很多人与中缅通道有关,这就是南洋机工我因此也分外关心。我一再劝说他写回忆录,我还买了两本有关远征军的小说送给他,以供参考。他看了以后说:这些小说,完全不符合当时的情形,大多是编造的。我就说那么你更应该写出来。他沉吟良久,没有答应我写,也没有说不写。

后来我调离了侨联,以后又退休了。但是我们之间仍然每年见面而且通信。我退休后参与创办了南通华侨博物馆,继续建议他写回忆录,并且建议他把在远征军事时的纪念品赠送给南通华侨博物馆。我说你的儿女未必会很好管理这些宝贵的文物,放在博物馆里会保存的更好,又可以为后人所瞻仰。

简单介绍一下葛琪先生第四次决断。因为这也体现了他的高尚品德。那是1988年,葛琪对家人和家乡都十分关心,对众多弟妹侄儿侄女都有馈赠,对家乡的养老院、幼稚园、学校亦有捐助。我建议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地都在争取办合资企业,海安一所合资企业都没有,你若有意,何不在家乡办企业。他说,我非富豪,小有馈赠是尽力为之,办企业可能财力精力均所不及。我说合资不必过虑大小,何不为海安开个先例?他以为然,最后商定15万美元,他出10万美元,侨联出资5万美元。预定1989年实施。可是1989年年发生了六四事件,中国与许多国家关系紧张。加拿大华界及政府均反对当时进行经济交往。葛琪先生处境艰难尴尬,最后他仍然下决心汇来10万美元,我千方百计向海安县政府经济建设委员会借了3万美元,向中国银行借得2万美元。合资企业得以成立。葛琪先生对我说:我处境很困难,一是为了中国的荣誉,二是顾及我们之间的友谊,就毅然下此决心。我听了万分感动。

我们的企业名为南通市华琪食品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饼干。质量很好。是海安县第一家合资企业。可惜厂长没选好,是个品质恶劣的人。我要撤换他,这本是我责任所在。但是此人得到统战部长等领导的支持,不惜把我调离侨联来保护此人的厂长职务。三年以后该厂被一家国营企业收购。该厂的技术人员自己组合起来办了个奇香食品有限公司,仍旧生产饼干,至今兴旺发达。当然政府未让葛琪先生受损失,全款退还给了葛先生,只是辜负了葛琪先生的一片苦心。

中立者是徐筑,右是葛琪先生,左是其弟葛显录先生  

徐筑、杜融、施家治在南京会面(2017-11-02)

这件事没有影响葛先生和我的友谊,他每年回来我们仍然见面,交谈,共餐。只是我总感觉有点内疚。2009年他在海外出生的小女儿女婿回海安探望老家(他俩都是地道的华人,女儿华语流利,女婿却已不能说华语)。我请他伉俪共餐,才得知葛先生仙逝。

写出这段因缘,聊作对葛先生的怀念,同时表达对杜融先生和施家治先生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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