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泽全貌

　　吴江是我的故乡，震泽镇是吴江市九个镇之一。震泽这个地名，早在《尚书》和《史记》中就有记载：“三江即入，震泽底定”，算起来已有三千年的历史。震泽在解放前后是首屈一指的大镇。历史记载，从1726年到1912年的近200年间，吴江曾分作吴江和震泽两个县。

　　我的童年是在震泽度过的，在这里上的小学，进的中学，因此，对这个水乡小镇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虽然离开震泽已近60载，但坐在北京的家里想起震泽的过去，常有一股淡淡的乡思。

　　2007年国庆节，我参加了在吴江举办的一次活动，受震泽镇委书记顾海东之邀回到震泽，思乡之情一时竟浓得化不开来。

　　避战乱回到震泽

　　1939年初，我出生时的上海，除租界地以外已全部沦陷。当时，我父亲正押运一批丝厂设备，取道海上，由东南亚运往四川。这就是那时一些有气节的民族资本家发动的机器设备誓不资敌的一次大规模爱国行动——工厂内迁，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第一次由上海、长江三角洲等地向内地的工业大迁移。

　　父亲走了以后，母亲和姑姑商量，决定离开上海，为了避难，也为了子女上学。我们两家乡下虽然都有祖宅，但学校少，条件差。考虑到便于相互照顾，两家合租了位于震泽镇北藕河坊的杨家里房子，定居震泽。

　　杨家，是震泽的望族，与我家有点亲戚关系，“863计划”的倡始人之一、力学专家杨嘉墀是我曾祖母的侄孙子，我叫他表叔。当时，杨家族人都搬进了上海租界，震泽的房子正空着。杨家房子很大，两层楼，有三进。正房之外还有侧厅、书厅，每一进除堂屋外都有东西厢房。老宅后面本是花园，有一个很大的西式阳台，当时已沦作堆存稻草灰之用。后门两侧的房子已坍塌，满地碎瓦，昔日辉煌早已不再。这里，就是少时的我捉蟋蟀、挖蚯蚓、爬树登高、掏鸟窝的地方。

　　池塘桥小学

　　当年，我家四世同堂，由祖母当家。我最初的启蒙教育来自于曾祖母，她出身望族，是大家闺秀。四岁的我跟着她念经、认字、背唐诗。五岁时，祖母把我送进了学堂，进的是镇上最有名的小学——池塘桥小学，今天算起来已有百年历史了。

　　从家到学校，要走过老太庙弄、藕河坊、水担家桥，转个弯，穿过银行弄，走过池塘桥，过桥不远就是池塘桥小学。边上的小河俗称池塘桥河，是市河的支流，河里永远停满船只，很多是附近村庄来的航船。那时水乡的航船相当于今天的公共汽车，有效地沟通了城乡的商业往来。

　　进池塘桥小学是在1944年秋，校长叫沈善德，学校有八、九位教员，六个年级有学生200来人。还有一位校工负责杂务，每节课都由他摇铃，一切井井有条。学校操场很大，四周遍植杨柳。操场的一端是主席台,另一端有一个西洋式的锥形纪念碑，四周有铁链相围绕。这个碑好像是纪念学校创办人周积理先生的，不知道对不对。

　　抹不掉的旧事

　　小学的事情年代久远，已记不很清了，依稀记得三件事：

　　其一，我第一个教师叫梁联，长得特别漂亮，她很喜欢我。上课时，她总是抱着我进教室，这样的“待遇”当然很特殊，说明我从小就“脱离群众”，但我感觉很好，六、七十年了也忘不掉。梁联老师如还健在，应该快满100岁了。她家好像还有几位也在池塘桥小学任教，可谓书香门弟，教员世家。

　　其二，学校纪律好。每周一都要在主席台前集合，除了规定的程序外，校长时有训话，每天放学前也要在主席台前集合。每学期都要组织演讲比赛，不许拿稿子念，要事先背熟。有一次，我得了第二名，奖品是一个银盾，兴奋了好几天。

　　其三，中小学都有督学制度。县里的督学先生来前，学校要提前准备，校长、老师都很紧张。我之所以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后来我进了震泽育英中学，发现校长赵升元就是当年来池塘桥小学检查工作的督学先生。

　　在池塘桥小学五年半，哪一个学期考试碰巧考到前三名，祖母就会奖励我一碗小馄饨，是从斜桥头姓陈的面馆中叫的，不是在走街串巷小摊头上买的。那时我很散漫，平时放学后只知道海玩，从来不做功课，不像现在的孩子们放了学回来，放下书包就做作业，天天熬到半夜，没有我小时候那么逍遥自在。不知道是时代进步了，还是教学制度先进了。

　　当然，小时候淘气、罚立壁角、打手心的事情也有，但都忘记了，记得的都是些沾沾自喜的事情。

　　育英中学

　　1950年春，我进了震泽育英中学，但只读了半年，1950年秋天就转到了上海。

　　当年的育英中学现在叫震泽中学，是江苏省重点中学。它创建于1923年，有80多年历史。据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震泽的育英中学停办，搬到上海。抗战胜利以后，震泽的育英中学才又恢复。解放初，我和表哥邱惠民先生先后转学到上海，我进了一所叫怀恩中学的教会学校，表哥进的就是搬到上海的育英中学。表哥家住江宁路，离位于北京西路的育英中学很近。我去过上海育英，地处弄堂之中，校址叫觉园。

　　我进育英中学时，震泽刚解放不久。上届政府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曾告诉我，他当时所在的27军，解放庙港、震泽一带，势如破竹，节节胜利。那时，我才十岁，只记得国民党的金元券已不能流通，新政府的纸币还没有面世，市场上短时间可供流通的竟是银元和铜钱，有时则实物交换，用一升米换两条鳜鱼。国民党时期民生凋蔽，经济不振，学校能维持开学上课已属不易。

　　震泽育英中学的校址，不如上海育英文雅，叫草纸白场，顾名思义，是土法制作手纸的晾晒场。学校仅有一座三十年代建的楼房，是学生教室，曾被炸坏，但在我印象中仍旧气势恢宏：高阶大窗、红墙黛瓦、重檐歇山顶、四角翘起。据说原是藏书楼，称为尊经阁。教师办公则在一排简陋的平房里，但任课老师大都博学多才。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深表赞同。现在许多中小学校舍精美，教师资质往往不甚理想，只重校舍，不重师资，不是好的教学思想。办学校，师资是第一要素。

　　育英中学的老师当中有多位留学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位。教语文的徐甸南先生，他常穿一袭蚕丝呢长衫，儒雅过人，给我们讲“古文观止”，站在讲台上没有讲义，只带一支粉笔，娓娓讲来，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教英文的朱竞年先生，曾留学日本，在上海洋行里工作过。他说英语有点口音，被我们这些无知的学生调侃为“南浔英语”（南浔是离震泽约6公里的一个古镇，震泽人觉得他们讲话有口音。“南浔英语”的意思是说他的英语有口音）。实际上他的口语很流利，应对敏捷。前不久，我的一位学兄，中科院院士、地质专家汪集旸先生对我说，朱竞年先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英语语法讲得特别好。英语中动词的时态很多，有一种时态叫“现在完成进行时”，老师很难讲，学生很难懂。朱先生用中国人打麻将的过程把“现在完成进行时”讲得深入浅出，令人终生不忘。

　　王晓庵：育英学子的楷模

　　以前我一直以为育英中学的创始人是王晓庵，后来吴江的朋友告诉我育英的创始人是施肇曾，清末民初人，他的弟弟施肇基在北洋政府曾当过财政部长。王晓庵则是明末清初人，今年他应当380岁了。两位都出自震泽，之所以会误会是因为王晓庵太有名了，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

　　王晓庵观测天文非常认真，说他“每遇天色晴霁，辄登屋卧鸱吻间仰察星象,竟夕不寐。”（鸱吻为屋顶正脊两端构件，因为其状似鸱尾称为鸱吻。）；说他“创造一晷，可兼测日、月、星”，这晷被称为三辰晷，现已失传，殊为可惜。对王晓庵的天文学专著国外也有高度评价，他和他的著作被收入美国科学史学家吉利斯皮主编的16卷本《科学家传记辞典》。吉利斯皮对入选科学家要求甚严，中国被入选的科学家仅九位。

　　王晓庵在数学方面，特别在测量学方面，也显示了了不起的才能，他的勾股测量之法非常精确快捷，而且这个“众所目弦心迷”的高深学问，到他那里手划口讲，便能了了如也。

　　王晓庵没有上过大学，没有正规学历，除了他自幼聪颖，最大的优点：一是勤奋，一生博览群书，从不稍辍，疾病寒暑，从无间歇；二是不墨守成规，常有奇想，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有创新意识；三是对西方科学兼收并蓄，他不仅潜心研究中国传统的天文学，对西洋的天文学也有深入的比较研究。他认为“中西历法互有长短”，反对排斥西法，主张中西兼采。他所著的《五星行度解》完全采用西方的小轮体系，读起来十分明白易懂。王晓庵先生在天文学的月体光魄定向、金星凌日、凌犯等计算方法中表现出巨大的创造才能。他的这些治学作风，今天还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我小的时候，学校里设有晓庵先生奖，奖品很简单，只是毛笔一枝，金不换墨一锭而已，但王晓庵的名字能让我们这些育英的学生记一辈子。令人高兴的是，今天的震泽中学仍设有晓庵天文小组，1982曾被江苏省教育厅和省共青团委授予先进集体称号，1985年在苏州市中学生天文知识竞赛中获得团体第一名。

　　我希望，今天震泽中学的学子们会产生像王晓庵先生一样伟大的天文学家，我更希望震泽中学的学生能发扬和光大王晓庵先生的治学精神，勤奋创新，中西兼通，博学多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