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杜武 IRVING DOOH（字灵伯）曾留学美国MIT（麻省理工大学）攻读军事化学。七七事变以后，基于抗日，毅然回国，服务于汉阳兵工厂，效力于抗日军工的生产。因业绩超群被上级赏识，而调至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担任化学战教官。1941年因策应开辟滇缅公路印度事务和远征军入缅作战,驻印军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整训的需要，家父被派遣至印度新德里担任中国驻印度武官处（武官处由五人组成，当时独立于大使馆，是一个单独的外交机构）的负责人。武官处的主要任务是与盟军进行抗日情报的交换，中国军方和盟军的战略协调等,对在南亚抗击日军及打通滇印公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为此，家父在抗战胜利的前半年由上校被提升为少将，时年33岁。在印度期间和盟军的著名将领，美国的史蒂威将军，英国的蒙巴顿元帅都有交往。抗战胜利后,家父奉调回国，任国防部二厅国外情报处处长。1948年奉调至加拿大担任大使馆武官。1949年后，在加拿大另谋生路。曾经做过照相生意，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摄影。临终前，是加拿大皇家医院（白求恩曾经工作过的医院）的病理摄影部主任。死后，自愿将遗体捐赠皇家医院做标本，不立坟墓，享年56岁。

先祖父杜潜（字扶东）祖母程竟（字汝南）为满清末年的公费留日学生。在日本留学期间追随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均为同盟会会员。祖父曾担任同盟会河南省分会的会长,在辛亥革命中起了相当的作用。民国后曾担任民国临时政府的秘书长。祖母之兄程克曾在安南谋刺清使，并曾参加广东黄花岗的起义。因为祖父崇尚实业救国，所以北伐以后,祖父即离开政坛投身于实业。前后担任过焦作中福煤矿公司董事，四川天府煤矿公司执行董事等职。1952年病逝于上海。随后祖母于1956年也病逝于上海。

表叔余潜（焕堂）系祖父胞姐之子。辅仁大学学生，地下党。1938年赴延安，在李先念的老五师任政工工作，受过重伤。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军衔少将，1989年病逝于北京。

表兄高树滋（印堂）系祖父长兄之外孙，为黄埔17期学员。毕业后曾在昆明杜聿明部从事有关远征军的工作及对日作战。2008年逝世前是上海市静安区政协专员。民革上海市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