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武

    1941年因策应开辟滇印公路及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军事外交需要，家父被派遣至印度新德里担任中国驻印度武官处（武官处由五人组成，当时独立于大使馆，是一个独立的军事外交机构）的负责人。武官处的主要任务是与盟军进行抗日情报的交换，协调中国军方与盟军在中国战区的协同关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日战争开始汇入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当时，中国政府发现日本有侵犯缅甸之意图，为维护中国西南方仅剩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向盟国提议由中国派出远征军入缅甸协防。当时的英国由于帝国的心态对中国军队入缅顾虑重重,一拖再拖.

    １９４２年，中国政府派出由第五(杜聿明部)、第六(何绍周部)、第六十六军(张轸部)等组成的十万大军出国入缅作战。然而，因与美英有战略分歧，加上入缅作战的这支劲旅因陌生异域指挥不善等原因，中国远征军最终失败.38师(孙立人部)及22师(廖耀湘部)撤入印度改称中国驻印军；主力,杜聿明部的第五军进入缅北野人山，第二００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以身殉国，第五军半数精锐葬身原始森林,残部一部分退回云南,一部分退到印度并入驻印军的建制。

    在美国史迪威将军的领导下,中国驻印军的新22师(廖耀湘部)、新38师(孙立人部)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美国教官的整训,以后中国又空运了新30师(胡素部)、14师(龙天武部)、50师(潘裕昆部)等部队来印度整训,前后总人数达8万人以上.经过整训的部队换装成全副美式的装备,战斗水平和武器装备均焕然一新.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从印度兰姆加出发,直击缅甸日军,所向披靡.1944年10月经过一年的苦战,终于与滇西的中国远征军在缅北小镇畹町附近胜利会师。至此中印公路全线打通,保证了盟国的援华物资源源不断的进入中国的大后方。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

     1942年以后由于中国驻印军的组建及兰姆加基地的整训事宜更加加重了武官处外交协调工作的强度.武官处的作用更为突出.为此，家父在抗战胜利的前半年由上校被提升为少将，时年33岁。家父在印度期间和盟军的著名将领，美国的史迪威将军，英国的蒙巴顿元帅等都有交往。为了表彰家父在解放缅甸的战略协调方面的突出贡献,英女王在1947年补颁发了”突出贡献将领”勋章(Award of C.B.E.)勋章号: IOR/L/P3/7/13354).

    抗战胜利后,1945年家父奉调回国，在重庆军令部刘斐中将的手下工作（刘斐为著名地下工作者，中将军衔,时任作战次长。解放战争期间刘斐向延安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军令部改国防部以后，父亲曾担任过蒋国防部二厅宣传处（四处）处长及国外情报处（二处）处长。在此期间和刘斐仍旧交往甚密。

    1948年父亲奉调至加拿大担任大使馆武官。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家父因祖父母和子女（我和妹妹杜锦）均在上海，未去台湾。而表弟余潜（焕堂）又是解放军的高级干部。且当时刘斐身份已经公开（出任了新中国全国政协领导人）从而受到蒋介石的怀疑，令其调香港诱以重任。父亲洞察其阴谋而未受其诱惑，随自行脱离了蒋介石集团的武官公职，在加拿大另谋生路。

    父亲曾经和朋友万津合开过照相馆，做过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摄影。临终前，是加拿大皇家医院（白求恩曾经工作过的医院）的病理摄影部主任。父亲死后，自愿将遗体捐赠皇家医院做标本，不立坟墓，享年只有56岁。

    因家父是当年为数不多的“叛变”武官之一，所以在台湾当局引起相当的震动。据台湾来的知情人说，蒋介石曾亲令军情局重金引诱家父前往香港,欲予诱杀。家父因未受其诱惑而逃过此劫。应该说他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也是一种爱国的具体表现。

    父亲在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积极抗日，在军事外交方面，为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之林，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49年6月又能认清大势，弃暗投明，毅然脱离蒋介石集团，从侧面支援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父亲一生的前十年(1938-1949)虽然身为国民党军人，但是从未直接参加过国共之间的内战，从没有做过任何反共反人民的事。应该说他的一生对中华民族的重生，还是有很大贡献的。（杜融） 

	杜武与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蒂威将军等 《更多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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