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会场，两面出击，急匆匆你方唱罢我登场——撤退“客邮”顺利过关，撤军问题随之拍板——归还租借地，遭遇币原和贝尔福的联手抗拒——外交部急电中国代表团，突击提案废除二十一条——顾维钧手握的胜数在一半以上——不等休斯宣布休会，施肇基开口说话了——会间休息，币原对施肇基说：我想把二十一条跟租借地合并一起谈——币原点燃中日冲突的引线——王宠惠激言驳币原——让休斯站在中日之间的夹缝里说话——后面的戏并非全看中国的——币原提出“最后让步”——休斯以为，吃酸涩一点的果子总比看着别人独享它要好——登比带来了美国的最后方案——哈定在总统办公室接见施肇基——81个日夜烟尘终于在《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上落定

    两个会场，两面出击，犬牙交错，齐头并进，在泛美大厦铁血鏖兵的同时，中国代表团在国会山主会场的谈判按着10项提案的思路渐次推进。主会场的气氛虽然没有泛美大厦的火药味那么足，但谈判进程依然十分艰苦，在这里，中国面对的谈判对手不只一个日本，而是8个关系国，任何一点睚眦小事都可能波及整个谈判，象涟漪一样迅速扩大到国际社会。况且，中国代表团的10项提案和解决中国问题的8大要点，除青岛和山东问题之外，大部谈判内容都押在这里，任何一项谈判内容又都与泛美大厦的谈判息息相关，撤军，撤警，撤废外国邮局，收回租借地，废除二十一条，取消治外法权，放弃各国在华势力范围等等，无不具体到青岛和山东问题的每一细节，两个会场，旌旗相望，鼓角相闻，急匆匆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世人眼里演绎着一幕幕回肠荡气的历史遗篇。
    大会决定对中国提出的10项提案逐条讨论后，先提原则问题还是先提具体问题？中国代表团内部看法不一。施肇基主张先提原则问题，再谈适用原则的现实问题。顾维钧的看法相反，他认为空谈原则无助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的10项提案实际上已提出大的原则，如果不能马上进入具体问题的谈判，这些原则只能束之高阁，变成一堆华而不实的词藻。最后，代表团采纳了顾维钧的意见，从一系列具体问题切入主会场的谈判。
    顾维钧粗测了一下，和中国10项提案相对应的具体问题大约也是10个（实际上，会上最终形成的有关中国问题决议案恰好是10个，和顾的预测相一致），其中最复杂的，对中国主权限制最大的要数关税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国内一再电示“国家存亡，在此一举”，寄希望于增加关税以解国库如洗之危，而且极有可能遭遇西方列强的壁垒。果然，顾维钧把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提上大会，会场上立时吵声一片，反对最激烈的是英、日两个对华贸易大户，最后只好把大会改成分组会，分组会吵得不可开交，只得宣布无限期休会，复会之后，争论又起。北京政府眼看旧历年关将至，国内财政危机越陷越深，一再电令代表团力争增加关税而放弃修改税则的努力，于是中国代表只得迁就英、日提出的苛酷条件，在华会闭幕的那一天勉强签下《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
    “客邮”（即外国设在中国的邮局）这个畸态词汇在现代词典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可是在近代中国，这个找不到条约规定的畸儿却伴随西方殖民者的东渐应运而生，当时的中国境内，共有英国邮局12处，法国邮局12处，美国邮局1处，日本邮局124处。“客邮”的存在，是任何主权国家所不能容许的，更何况为数不少的客邮还有逃避关税，偷运违禁品的劣迹，因此，施肇基在大会提出撤废客邮。美国在华仅有上海1处邮局，所以休斯的表态很痛快：美国设在上海的邮局，可以与其它国家在华邮局一并撤除。但是，占客邮绝大多数的日本却出面阻挠，在座的埴原表示，日本的在华邮局是多年以来逐步建成的，很难立即撤除，而且日本在华侨民数量很大，设立日本邮局完全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并非什么法律问题。施肇基不客气地反问埴原：如果把中国和日本所处的位置颠倒过来，埴原先生仍然认为是实际问题而不涉及一国主权吗？既然这样，请出示一下条约依据是根据哪条哪款来确立客邮的合法存在的？埴原被问得张口结舌。当天下午，有客邮的英、美、日、法4国会同中国讨论决定，外国在华邮局于1923年1月1日从中国境内撤尽。埴原张了张嘴，本想以“请示国内”来搪塞支吾，但决定已经作出，不便单方面推翻了，只得缄口不言。
    撤退外国驻华军警问题，本来没什么价钱好讲。3年前的巴黎和会上，日本纵然百般刁蛮，唯独不敢在撤兵问题上死磨硬缠，更何况3年后的今天？中国代表的态度是，所有中国问题都可以谈判，只有撤退军警问题不需要谈判，只要大会做出决议执行就行了。当施肇基讲上述这番话时，加藤友三郎不以为然地反讥道：按一般常识，大会任何决议只能在谈判之后产生，不谈判，凭什么来决议？更谈不到执行了。施肇基凛然一笑，指着乳白色天花板说：加藤先生，你不觉得国会山的上空有两只眼睛在看着这里么？——那是正义和良知啊！我记得大会在通过鲁特先生的四项原则时，加藤先生是举了手的，那上面的第一项就是维护中国的主权独立完整。如果在四项原则产生之后，外国军警仍然呆在中国，还谈什么中国主权呢？所以我们拒绝就撤军问题进行谈判！
    当时只有日、英两国在中国驻有军队，施肇基提出的主张，实际上就是针对日本和英国的。仅从中国代表向远东委员会提交的各国驻华军警情况的详细说明书看，撇开英国不谈，日本以各种借口驻在中国的军队，计山东驻有日军8个步兵大队、1个重炮兵大队以及骑兵、工兵、铁道兵、通信兵及兵工和医护人等，其中以5个步兵大队分驻胶济铁路沿线，以铁道联队管理胶济铁路，其它兵力守备青岛，总兵力1万余人。此外，还有驻汉口一部并若干特别支队，驻满洲一个师和27个警察署。另查，未经中国同意而设立的无线电台共11座，未经中国核准而设立的电报局，在胶济铁路沿线14所，南满铁路沿线34所。据查，日本驻南满警察约1499人，沿南满铁路尚有1000人。关于撤兵，加藤遭施肇基驳斥之后，币原进而辩解说：日本撤退驻华军警已成必然，但情况又不可一概而论，汉口驻兵须待中国地方确有能力维持秩序时才能撤离，南满因匪患不断，不能撤兵。青岛守备军及山东铁路撤兵，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曾为此努力过，但兵力随势而动时增时减，相信外界对此是不难理解的。币原的话语义含混，模棱两可，始终未就撤兵拿出个时间表来。
    但币原对于汉口治安的夸大其词，在美国代表中引起一些反响，有人提议，由各国会同中国代表，考察中国能否确保外侨生命财产的问题。当施肇基就这一提议请示国内时，外交部断然表示：“九国代表调查之举，中国根本不能承认”，这当然是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应接受的。最终，《关于在中国之外国军队议决案》正式落墨时，在会同中国考察之前，加上了“于中国请求时”这个限定前提，也就是说没有中国同意，九国调查就不能成立。3天之后，中日签定《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为日本从青岛及山东境内撤兵排定了时刻表。条约规定：日本军队，包括宪兵在内，现驻沿青岛、济南铁路及其支线者，应于中国派有警队或军队接防铁路时，立即撤退。此项日本军队如能于条约签字后三个月内全部撤尽，应即撤尽，但无论如何，至迟不得逾六个月。
    近代中国，一直把租借地和租界混为一谈。胶州湾事件发生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国掀起一波“租地热”。《胶澳租界条约》、《旅大租地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订租威海卫专条》、《广州湾租界条约》接踪而来，列强在中国封土裂疆的目标是大面积的“租借地”，而不是象和尚百衲衣般的小块“租界”。国际社会注意到，当中国问题谈判接触到取消各国在华租借地时，顾维钧的提案使“租借地”与“租界”的分野由此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当时，顾维钧提出的租借地案，不是指遍布国内各大城市的小块“租界”，而是日本租借地大连、旅顺，英国租借地九龙、威海卫，以及法国租借地广州湾。起初，人们误以为顾维钧的提案想把所有带“租”字的一网打尽，但当顾维钧历数租借地的历史之后，大多数与会国都放下心来，“收回”的焦点对准了日、英、法三国。顾维钧说，“租借”的历史应当结束了，它造成各国在华势力范围，与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原则格格不入，现在构成租借事实的德国势力已经从中国消失，俄国发生革命以后“租借”不再继续下去，这些租约都变成了一张张废纸，租借地还有存在下去的必要吗？更何况，这次华盛顿会议所达成的原则和协议，更不容许租借地继续存在。
    顾维钧提出的租借地案呼声很高，头一天会议发言之后，华盛顿报界纷纷评价说这是中国“修约外交”的宣言，称赞站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中国代表，已经不是满脑子“正朔”观念、颂扬“天朝上国”德政的颟顸老朽，而是聪慧才智的“国际派”外交家。然而，提案在会上却遭到英、日两国的联合抗拒。法国总理白里安最初的反应还算积极，他表示原则上赞成顾维钧的提案要求，只是提出收回租借地不能妨碍私人权。但币原却一味强词夺理，他说：日本已经同意归还原来德国在青岛的租借地，眼下双方正在谈判，说明日本已经有所行动，并且毫不计较当初对德国采取军事行动时所承受2亿日元的巨大损失。然而，旅顺和大连不同，它们固然也是日本作出重大牺牲才合法取得的，但这两块租借地对日本的意义和青岛不同，它们毗近日本国土，在经济生活中存在某种依存关系，所以日本不能放弃。
    贝尔福的脸色阴沉着，他摘去嘴边衔着的烟斗，用它叩着桌面说：我想提醒顾先生一个问题，九龙和威海卫无论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商业价值上是大不一样的。威海卫可以归还中国，但九龙的问题我们不得不从香港来考虑。九龙是香港的屏障，而香港又是世界第一流商埠，各国在这里享受同等权利，不仅从英国自身的利益来讲，而且从有利于各国通商来讲，我们也不会放弃九龙。
    贝尔福和币原的一唱一和影响了白里安，他连忙改口说，法国对于归还广州湾还要再加考虑。会场一下出现了冷场，休斯征求顾维钧的意见，中国的对案是否安排到第二天上午？顾维钧同意了。

    当晚，开完代表团会议，已经接近10点，施肇基迳直走进顾维钧的房间，他手里拿着一份国内电报来找顾维钧商量。顾维钧和施肇基是旧交，还与施夫人有亲戚关系，论外交资历和年龄，施略长一些，华府会议内阁任命施为首席代表，主要因为施任东道国公使的特定身份，另外还得力于顾维钧的力荐。每逢代表团出现疑难之事，施首先想到听取顾维钧的意见。
    电报是外交部加急拍发的，电文很短，语气很急促：国内极盼二十一条提出大会，成败虽难逆睹，但如不提出，国内恐生变故。
    看完电文，顾维钧眉头紧皱，他问施肇基：刚才代表团会议上，你怎么不把这件事交全体代表议一议？
    施肇基轻叹一声：即便不在代表团里公开议，议论已经不少了，不过我看这几天租借地谈判很吃紧，为了不让你分心，才没马上告诉你。
    顾维钧恍然想起今天晚餐时黄郛、蒋梦麟等几个人围着施肇基在说什么，当时他晚来一步，无心去细听，现在看来，想必就是这件事了。他略一沉思，对施肇基说：看来我们的谈判进度必须加快，租借地问题一谈完，马上就提交二十一条案，越早越好。二十一条不谈出个眉目来，我们在国内民众面前不好交待。
    施肇基：可是，按照会议秘书处的日程安排，二十一条要在山东问题谈判结束以后再提，现在突然插进来，不会影响胶济铁路谈判吧？
    顾维钧：我担心，胶济铁路谈判这么谈谈停停，何时是个了？就怕到了这一切结束以后，废除二十一条的谈判万一被挤掉了怎么办？从秘书处的日程安排来看，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施肇基：我所担心的和你一样。谈判和统兵打仗一个理，贵在把握一个变数。我们不能按秘书处的日程来安排提案，把二十一条压到最后谈，这不仅有违部训，在民众面前也交代不过去。不过，我在和一些外国代表团的私下接触中，感到他们似乎对废除二十一条不抱乐观态度，在他们看来，中国不可能强迫日本废除，其它国家也不愿意强迫日本废除，尽管二十一条已是臭名昭著，但真正通过外交程序来废除它，谁也不愿为此而公开得罪日本——
    顾维钧听到这里，陡然起身踱到窗前，望着窗外的沉沉夜色，他的思绪又回到3年前和牧野在“四人会”上激辩的场面。一丝黯然神伤从他瞳中掠过，他返身对施肇基说：——依赖否决票来废除二十一条是不现实的，那只能是巴黎和会的悲剧重演。中国的处境很明显，废除二十一条只要提出大会，日本必然反对，中日冲突势不可免，而解决冲突的唯一办法又会回到各国公决的老路上去，中国很难获得多数票，提案失败似乎是注定的事。按这个逻辑推下去，一些和事佬必然要劝我们不要把废除二十一条提交大会，最好拿到会外解决，废除二十一条最后变成了中日之间一对一的谈判，就完全失去了提案本身的意义。所以中国目前只有一条路可走：提出大会，但解决中日冲突不能用表决的办法来解决，这样，我们的胜算可以争取到一半以上。
    这怎么讲？
    中日双方打成平手，胜算各半。加上美国当年曾针对二十一条发过声明，凡二十一条有损美国利益的条文内容，概不承认，现在美国肯定不会背弃前言，只要重复7年前的那个声明，我们的胜算不就过半了么？
    可是还有日本的老搭档英国和法国呢？
    如果不给英、法以表决的机会，它们即便想帮日本也帮不了——不过，这要看最后的运作了。
两人商量已定，决定由施肇基着手对美国代表团的工作，由王宠惠负责准备提案。
    次日上午，临从莫兰大厦出发时，施肇基特意要顾维钧和他同乘一辆车。车上，他告诉顾维钧，刚刚接到消息说昨晚币原专门拜访贝尔福，要英国在租借地问题上坚持不让出九龙，据说当时白里安也在座，看来今天上午有一场好戏要上演了。鉴于此，他要顾维钧注意今天上午选择哪一种答辩形式更有利。
    上午的会议照常由休斯主持，他宣布上午唯一的议程安排就是听取中国代表团的答辩，然后由顾维钧发言。
    顾维钧说：本来我谨想就昨天的会议辩论作一般性的回复，但租借地问题攸关国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益之争，或者说，这是一个不需要经过谈判的问题，为此我特作三点郑重声明，作为对上一次会议辩论的正式答复。
    首先，青岛并非日本的租借地，目前双方正在谈判的，是日本归还原德国在青岛的租借地问题，不能看作日本在归还租借地方面已经有所行动。其二，根据《旅大租地条约》规定，旅顺、大连租借期到1923年期满，日本在1915年以非正常外交程序提出展期99年，并不合法。因此，日本在归还青岛的同时理应归还旅顺、大连租借地。至于九龙租借地问题，中国认为，香港确有保护之必要，但并不一定要以维护九龙租借地来达到这一目的，中国收回租借地以后，不筑炮台，不转租第三国，完全可以保证香港通商的安全和自由，英国继续租借九龙已毫无必要。中国代表团期望会议作出公正裁决，否则，中国声明将保留意见，直至租借地问题彻底解决。
    顾维钧声明保留，是先发制人，币原和贝尔福如果稳住不表态，显得太被动，如果马上表态，除了重复昨天的话，一时又抓不住新词儿。休斯对于英、日的公开联手，本已心生腹非，这时便在一旁催促币原和贝尔福尽快答复顾维钧。
    末了，贝尔福勉强答复说，他只能承诺归还威海卫，九龙租借地问题，他不能违背首相的旨意。
    币原的口气不变，他说凡经两国正式换文的条约内容，不能视为不合法，旅顺、大连租借地的展期问题，应从现实的角度谈判解决。
    白里安的表示，稍稍转换了一下气氛，他希望交还广州湾的问题，和中国单独磋商解决。
    休斯见出现了片刻哑场，便习惯地摸出怀表看一眼，这个动作往往是休会前的表示。这时，施肇基开口说道：刚才，我国代表说到，1915年日本提出旅顺、大连租借地展期99年的合法性，那个非正常外交程序指的是二十一条，币原先生所谓“正式换文”指的也是二十一条。可见，二十一条羁绊着中日谈判的正常进程，是不能不解的一个历史疙瘩，中国代表团想立即就废除二十一条提出大会——
    休斯神色骇然，施肇基的突然动议搞得他措手不及，他迟疑了一下，宣布会间休息，等他询问一下秘书处然后再答复施肇基。
    出会议厅的时候，币原紧走两步赶上了施肇基，请施和他单独谈谈，两人走进休息室坐下，币原神秘兮兮地对施肇基说：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把二十一条跟租借地问题合并一起谈，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怎么谈法？施肇基一楞。
    币原：中国如果能允许日本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日本或许会同意废除二十一条。
    施肇基：废除了二十一条，日本还依据什么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呢？
    币原：中日两方可以另订协议，只要不在华盛顿，地点由中国方面选定。
    施肇基：我总算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准备拿一张无法兑现的支票来换我手里的值钱东西，这公平吗？
    币原：施先生简直在说笑话，这份文件真象你说的那么槽吗？
    施肇基：这一点，币原先生应当更清楚，贵国的原敬首相不还大发过一通贬词吗？在中国，二十一条是行不通的，它除了给日本带来无尽的麻烦之外，还有什么呢？可以说，这次华府会议有关中国的每一项决议，都是对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的无情反击和鞭挞，币原先生不会没有同感吧？
    币原：——但是，我想提醒施先生，如果没有相当的交换条件，想让日本放弃二十一条是不可能的！
    施肇基：不管日本怎么坚持，中国坚决要废除二十一条， 这一天不会太远，币原先生拭目以待——
    正在这时，秘书过来打断他们的谈话，说开会的时间马上到了，秘书处派人送来通知，叫中国代表团作好提案准备。施肇基打开通知看一看，便撇下币原迳自向会议厅走去……
    在王宠惠宣读提案之前，休斯先作了一个说明：二十一条不仅与中日两国有关，而且涉及各国在华利益问题，所以同意中国提出大会。但中国提出大会以后，为了避免中、日发生冲突，主席将宣布延期再议，选择适当办法缓解冲突。
    中国代表团突击废除二十一条提案成功了。
    休斯的延期再议，实际是停下会上的辩论，腾出时间来进行会下调解。顾维钧预计得不错，一接触这个题目，休斯便恢复了一付和事佬的面孔，他提出，只把二十一条当中与各国在华利益有冲突的第5号条文拿到大会上讨论，其余条文放到会外去解决。顾维钧坚决反对，他说二十一条中涉及各国在华利益的第5号条文，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日本当时就放弃了，现在反而要拿到全体会上去讨论废除它，岂不是硬要把死马当作活马医？至于“会外解决”这种提法，不仅会遭到国内民众的反对，而且还会使悬而未决的边缘谈判节外生枝。
    该发生的迟早要发生。在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再次讨论中国提案时，币原点燃了中日冲突的引线。自从吃了施肇基的钉子以后，币原满怀怨恚，语调变得异常泼悍，除了拼力死抗之外，他已不在乎别的。轮到币原发言时，他当场表示，二十一条只涉及中日两国，日本拒绝在大会上讨论。如果必须讨论的话，涉及各国在华特别势力范围的条约并不仅仅一个二十一条，必须把各国和中国订立的这些条约逐个加以审定，然后再谈是否废除二十一条的问题。
    王宠惠起身反驳说：二十一条和中外订立的其它条约不同，它是在日本的最后通牒的胁迫下签订的，当时中国如果拒绝，势必与日本开战，这样各协约国会怀疑我们亲近德国而与它们为敌，所以中国只得罢战而签约。中国在近代订立的一系列丧权失地条约，都是在战败之后，没有象二十一条这样受人胁迫而签定的。况且，四万万中国同胞从未答应二十一条，它只不过是两国元首的私下授受而已，中国从来不承认其有法律效力！
    币原：二十一条手续完备，不存在效力问题，现在中国提议废除它，反而证明中国是承认它的效力的。凡中国行使主权而签定的条约，无论过去与现在，都不能视为和维护中国主权的原则相抵触，这也符合华府会议的精神和原则，况且，本次会议的宗旨是开创远东持久和平的局势，而不应一味纠缠历史夙怨，所以我认为，中国提出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是毫无意义的。
    王宠惠：二十一条涉及中日之间一段特殊的历史，这是人所共睹的事实，它实际上已成为中日关系史上一个极为严重的事件，造成中日关系的日益恶化。在二十一条出台一月以后，日本原敬首相曾向国会提出议案，指责二十一条足以危害远东和平，这项提案，曾得到日本国会130名议员的赞同。美国当时也曾发表照会，对二十一条持保留态度，7年前尚且如此，更不必说7年后的今天了！
    币原：各国如果对二十一条持反对意见，可以直接和日本交涉，但二十一条决不能轻言废止，这样会在国际外交中成为一个恶例。
    王宠惠：日本以武力胁迫签订二十一条，既不是为了解决两国争端，也没有彼此互利的交换条件，是在别国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采取突然袭击将别人的权利攫为己有，这才是国际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大恶例！这个恶例不除，公理何在？谈何远东和平？
    王宠惠言词激切，会场里的空气仿佛被他点燃了，温度一步步升高，再辩下去，眼看临近“崩盘”的界点。休斯匆忙掏出怀表看了一眼，不等币原再次发言，便宣布休会。
    中国突击提案成功，中日冲突随之演绎出一场辩论，这一切都按照它的内在逻辑发生了，接着便到了关键的第3步：中国的提案如何了断？
    中国反对重复巴黎和会的老办法，一切听命于几个大国的“公断”。废除二十一条之于日本，简直等于与虎谋皮，指望日本的让步是决无可能的，即便二十一条在现实中变成一张废纸，日本仍然会死抱不放。英、法、意等国已经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画押，不可能背弃和约公开站到日本的对立面，唯有否决和约的美国可以保持超然独步的姿态。
    让美国站在中、日之间的夹缝中说话——顾维钧所说的“胜算过半”，文章就做在这里。这不是中国的一厢情愿，实际上，中、日只要正式表明对二十一条的原则立场，美国就必须跟着表态，因为美国对二十一条是有保留的。
    中国废除二十一条的提案最终以中、日、美三国的声明载入大会记录。币原首先在声明中表示放弃对二十一条第5号的保留权利，作为对中国提案作出的让步。休斯声明，美国政府重申1915年关于二十一条的保留意见。王宠惠最后发表声明，中国政府保留继续提交国际社会废除二十一条的权利。但青岛回归的3个月之后，中国宣布废除二十一条，停止了在国际格局中废除二十一条的努力，它昭告世人：不论日本如何抵制，二十一条被逐出中国已成事实。

    胶济铁路谈判再也拖不起了。
    不光马慕瑞和朱尔典，就连休斯也常常对铁路谈判嗟有烦言，批评中国代表过于坚持，太不注意变通，不变则僵，一僵就容易崩，他对日本的施压往往容易奏效，而对中国却偏偏束手无策。当美、英、日三方裁军达成协议以后，休斯对铁路谈判逼得更紧了，这边谈不出结果，华府会议就拉不上大幕，而且国会早已招呼在先：山东问题不解决，华府会议的所有文件概不通过，使休斯不得不背水一战。媒体的进逼似乎一点也不比休斯逊色，报上有评论说，华府会议进行到这一步，后面的戏全看中国的，而中国人仍在慢条斯理地踱方步，这使那些想帮助他们的人感到难以理解。
    然而，事情恰恰相反，后面的戏并非全看中国的。如果说，在赎路方式的选项上，美国倾向于中国，那么在“夺印之争”上，美国则更倾向于日本。
    中日铁路谈判“崩盘”之后，休斯和贝尔福便开始在两国代表团之间穿梭。在赎路办法选项之后，国库券赎路被定下来，但在偿还期限上，休斯和贝尔福却劝说中国同意日本的要求，把清偿时限由10年延长到15年，一次清偿时限由3年延长到5年。中国代表接着表示，车务长和总会计师应由中国人担任正职，日本人可担任副职。休斯又提议，双方无论谁任正职谁任副职，权力是相等的，并且由中国组建胶济铁路管理局，设立局长统一人事管辖。中国代表同意了。
    但从币原那边反馈的意见看，休斯和贝尔福穿梭的结果并不理想，在车务长人选上，币原坚持日本人为正职，而中国在一年半以后才能选派一名副车务长，准备在5年一次清偿国库券之后接替车务长之职。这与中国的意见差距太大了，而币原却一再强调说这是“最后让步”，无奈，休斯和贝尔福只得返回来劝说中国接受。休斯说，这个方案也许称不上公平和圆满，但华府会议毕竟是中国的一个机会，失去这个机会，中国再找不到别的解决青岛及山东问题的办法，失去的将会更多，中日之间的强弱对比将更进一步加大，使武力收回山东主权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渺茫，比较之下，吃酸涩一点的果子总比看着别人独享它要好。
    会见休斯的当天晚上，美国海军总长登比以朋友的身份来到莫兰大厦访问施肇基，他和施颇有交谊，也是出席华府会议的代表团中心成员，受休斯的委托，前来转达美国方面对于鲁案谈判的最后意见。施肇基的声音有些沙哑，他说铁路谈判是整个鲁案的瓶颈，自从谈判破裂以后搅得他万分焦虑，然而最后方案离中国的要求相差太远，难以令人接受。
    登比：的确，中国要接受这个最后方案实在很困难，然而我不能不告诉老朋友，这是我们的最后意见，毫无变更的余地，中国如不同意，只能就此罢论——
    施肇基：哈定总统也这么认为么？据说明天将举行国务会议，登比先生肯定到场，您能当面向总统转达中国的要求么？
    登比答应了。
    整个白天，施肇基在期待登比的再次来访。然而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登比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晚上，登比从白宫摇过来电话，告诉施肇基，明天上午总统希望能在他的办公室见到施肇基，他将当面答复中国委托登比转达的要求，登比最后压低了声音说：不过——我看总统的答复和休斯不会有什么两样。
    第二天一早，当施肇基走进总统办公室时，发现休斯也在场，便证实了登比的提示不是多余的。哈定的答复和休斯如出一辙，但鼻音浊重的话语使人感到多一些诚恳和爽朗：休斯和登比转达的最后方案，是日本最终摊牌的结果，日本不再退让，美国也无能为力，尽管我也认为这个方案仍然有失公平。但我认为，胶济路的局长由中国人担任，车务长等管理层置于局长的管辖之下，可以不必担心日本人把持路务。况且5年并不算太长，而且日本在山东已经远不止5年了，如果中国拒绝这个方案，恐怕中国在5年之内未必能用武力把日本逐出山东——所以，我想山东问题谈判应当有一个了断，尽管这个了断还不尽如人意，但决不能再拖下去了，拖下去只会使山东问题的解决变成遥遥无期……
    哈定一言既出，差不多给山东问题谈判盖棺定论了。从总统办公室告辞出来，施肇基感到脚下举步有些不太自然，早晨的阳光从腥红的窗帷中透出来，洒在走廊的洁白地面上，仿佛斑斑点点的血滴。临出门时，哈定对他说，华府会议闭幕以后，他将在这里宴请各国代表团，届时，他将亲自举杯，向施肇基和他的中国同事表达他的谢意。施肇基闻言，不由惨然一笑，他想，那倾满血色酒浆的高脚杯，恐怕他和他的同事们举不动它啊！
    接下来，休斯着手匆匆收拾残局。2月1日，休斯在全体大会上宣布：青岛及山东问题终于已经解决，从12月1日开始，前后历经36次谈判，中日之间不仅解决了归还青岛的问题，还解决了最困难的胶济铁路问题，形成了归还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胶海关、海底电缆、土地公产、胶澳盐田及撤兵、撤邮、撤无线电台等14项议案：
    一、日本将青岛原德国租借地完全归还中国；
    二、胶海关完全归中国管理；
    三、日本放弃原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
    四、交还青岛土地、公产；
    五、中国同意将青岛开放商埠；
    六、高徐、顺济铁路的后续贷款，归国际资本团承贷；
    七、烟潍铁路，由中国集资建造；
    八、限期撤退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日军；
    九、海底电缆交还中国；
    十、交还在青岛及山东境内的无线电台；
    十一、胶济铁路沿线矿山，由中国组织公司接办；
    十二、中国备价赎回胶澳盐田；
    十三、中国作价收回胶济铁路；
    十四、撤除青岛及山东境内日本邮局……
    3天之后，这14项议案全部载入记录整个边缘谈判的《解决山东悬案条约》。
    2月4日午后5时4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泛美大厦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
    至此，华盛顿会议的81个日夜烟尘终于一纸落定。 

    转自：青岛档案信息网 http://daj.qingdao.gov.cn/wenji/frame.jsp?pageName=BrowseInfo&type=WenJi&sub_title=%E4%B8%93%E5%AE%B6%E6%96%87%E5%BA%93&id=1805573&book_flag=1

  华盛顿会议经过，可详见韦罗壁教授（Prof. W. W. Willoughby）所著：China at the Conference - A Report一书。（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22）

华盛顿会议中国全权代表（左至右）驻英公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大理院长王宠惠。	《华盛顿会议》视频
华盛顿会议九国首席代表：美国国务卿休斯，英国枢密院大臣贝尔福，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法国总理白里安，意大利前财政大臣卡洛·香泽，日本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荷兰外交大臣柯尼碧克，比利时驻美大使卡德，葡萄牙驻美大使阿尔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