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纱厂筹建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经历了官招商办、官商合办、绅领商办三个阶段，终于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开机纺纱。在这四年里，张謇可谓吃尽千辛万苦，历尽种种磨难。而千难万难，最大的难处莫过于集资难。

    在通州地区筹办纱厂，有原料，有市场，有劳动力，唯一缺少的是资金。对于一介书生张謇来说，一下子要筹集百万金谈何容易？于是，张謇决定集股筹款。但是，要让那些地主老财、买办、商人自愿地打开钱袋，掏出钞票办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张謇事后这样回忆当时集股之艰难：“通州本地风气未开，见闻固陋，入股者仅畸零小数。”“凡以纱厂集股告人，闻者非微笑不答则掩耳即走。”张謇曾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的办法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

    文化、教育、慈善、公益等众多企事业在内的庞大的大生资本集团。大生纱厂股份制的成功实施，为大生其它企业的建立提供了一种良好的模式。此后，张謇创办的其它企事业大多采用了股份制形式，很快建立起来，且大多较为成功。1901年至1913年，大生纱厂与后来新建的大生分厂投资总额达到340万两。1914年至1921年，大生企业集团所控制的资本总额高达2480余万两。     

    大生企业的迅速发展几乎是与股份制的日臻完善同步发生的。在大生纱厂初创时期，股份制的运营还很不规范，直到1907年8月，大生纱厂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才将股份制逐步纳入了法制建设的轨道。次月刚开工的大生二厂也召开了股东大会。而中国首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的第一次股东大会直至1909年方召开。

    自二十年代后期，特别是张謇逝世以后，大生资本集团开始衰落破败。究其原因，从客观上固然可以分析出军阀混战、日帝入侵、棉纱市场萎缩等等原因，但从主观上分析，从大生股份制运营角度分析，大生股份制有两点明显的不足：一是“人治”重于“法治”。大生纱厂的许多经营活动过多地依赖张謇个人的作用，而不是股东会的作用。如果说在办厂初期尚情有可原，但在1907年第一次股东大会以后已经建立了股东会、股东常会，设立监察人第一系列制度的情况下，张謇的个人意图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方面对发展南通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种下了头脑发热、摊子铺得太大、经费短缺入不敷出的苦果。二是投资与借债不分。大生纱厂创办初期，由于募集股本十分困难，张謇不得不实行了官利制，即不管大生纱厂生产与否，盈利与否，每年都得付给股东以股金8%的官利。官利制的实施使股东们的投资又兼有借债的性质，这就打破了股东与企业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对等平衡，股东们获得的是投资与借款两方面的收益，而投资的风险则主要由纱厂承担。官利制满足了股东们的眼前利益，却给企业带来沉重的利息负担，为大生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种下了巨大的隐患。   

    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及其以之为核心的大省资本集团虽然衰败了，但它运用股份制筹集资金、发展实业的实践却给我们流下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教训。而认真的总结、研究这些经验教训，在深化企业制度改革，建立现代股份制运营机制的今天，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生码头：大生纱厂初建时，在厂门前的通扬运河建有专用码头，供运送棉纱、装卸货物之用。	大生公司股票：大生纱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始称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这是1915年大生纺织公司向社会发行的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