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甲午战争 红十字会医院 中西慈善文化 义赈组织

On the Red Cross Hospital during 1894-1895: the Visual Angle of Sino-western Charity Culture
Jin Huanyu
Abstract: There were the Red Cross Hospitals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Chinese-Japan Jiawu War; these hospitals were western modern charity organization, not Chinese traditional things. In fact, the news and discu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charity organization had already spread in China in 1870s, and someone tried to carry it out. With the western medicine, western hospital, and western charity being accepted and admired, and the Jiawu War being happened, the Red Cross Hospitals were finally appeared. They distributed at Yingkou（营口）, Yantai（烟台）, and Tianjin（天津）, and were appreciated and supported by quantity of Chinese people. This said that the Sino-western charity culture began to mix together and step by step pushed the Chinese modern civil charity organizations forward.
Key words: Jiawu War Red Cross Hospital Sino-western charity culture 
Relief Organization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在中国的营口、烟台、天津等处出现了由西方人主导开办、中国人参与的旨在救治中国战地受伤士兵与平民的红十字会医院。它的产生是当时中西方慈善文化开始融会的产物，但是由于国际红十字会组织的现代性，红十字会医院的出现表明中国传统与近代性质的民间慈善组织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它所具有的现代性的强劲的生命力促使了当时及以后中国近代的民间慈善组织的转型。至1904年以中国人为主导的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为标志，中国近代社会中现代性的民间慈善组织得以成立。因此而言，1894-1895年间的红十字会医院在中国民间慈善组织从传统向近代再到现代演进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转折性意义。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之几乎处于漠视的状态，很少有研究涉及。[1] 本文即从中西慈善文化的视角，对当时红十字会医院产生的社会土壤、分布、管理、运作模式、成效与社会影响，以及中国民间慈善力量对它的回应等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希望各方家批评指正。
    在红十字医院出现之前，代表着中国当时民间慈善事业主流的是晚清时期刚出现的义赈组织。晚清义赈组织在其产生之际，虽然受到了西方在华慈救系统的刺激和影响，但是从其组织形式、管理人员、思想基础等各个层面来看，还都是以中国特色为本位，而中西两个慈救系统之间并没有多少直接的接触和联系。然而，由于晚清是中国近代急剧变革的历史阶段，国内外社会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的迅速变化，已经使刚产生不久的中国义赈组织难以因应社会对民间慈善救济力量的要求。也就是说，在中国近代社会背景的大转型时期，也推动着义赈组织快速地演进，在其存在了近20年之后就面临新的转折。晚清义赈组织转折的涵义，最要处有二：一是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向现代慈善事业的转变，二是中西方孤立的慈善力量和文化的趋向融合。具体到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实际，这两个转向在近代慈善事业领域是一个合而为一的过程。在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向现代转化的进程中，从其开始就与现代西方的慈善救济理念和实践存在着联系。如果说这种联系在晚清义赈组织产生的过程中还显得比较朦胧，那么到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境内红十字会医院诞生之后就日趋明朗化了。以1894-1895年红十字会医院的诞生为标志，中国近代民间义赈慈善组织发生明显转折，不仅体现了本段开头所谓的两个价值判定，更推动中国近代民间慈善组织向现代化的新水平迈进。
一、甲午战前中国对红十字会的认识与讨论
    红十字会是诞生于欧洲的国际性慈善组织，它体现了现代西方文化中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和国际公法意识。它的诞生肇端于1862年由杜南出版的《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一书，该书构想了一个为各国所认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救护战争伤兵的国际性机构。该书一经面世，就获得了西方许多国家元首、皇公、贵族、社会知名人士的关注与支持。法国作家雨果向杜南表示钦敬并祝愿他的理想成功。英国著名护理学奠基人南丁格尔女士也去信积极支持他的建议。在人们口头赞扬的同时，瑞士日内瓦公共福利会的成员们已经行动起来，决定将杜南著作中的构想付诸实施。日内瓦公共福利会会长莫瓦尼埃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由五名知名的日内瓦公民组成，其中有亨利·杜南本人、瑞士的杜福尔将军、阿皮亚医生及莫诺瓦医生。这个五人委员会成立于1863年2月9日，杜福尔将军任主席，杜南担任秘书，按照杜南《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中建议进行活动，最初命名“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它就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的前身。从此，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红十字组织诞生了。1863年10月26日至29日，16个国家的36名代表应“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的邀请聚会于日内瓦，他们通过了十项决定，从而构成了红十字运动的创立宪章，并确定了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的职能和工作方式。国际红十字运动由此诞生。
    1864年8月8日至22日瑞士政府组织召集的由12个国家的代表出席的外交会议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起草的《关于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即第一个日内瓦公约。该公约虽仅十项条款，但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在此之前战争和法律是互不相容的，但红十字运动的创立者们却认为即使是在战争中法律也是能够适用的。该公约的基本精神是：交战双方的伤员从退出实战时起，就已中立化而不再是参战人员，应不分敌我、不论肤色给予人道待遇，救护车、医院以及使用这些设备为伤员服务的人员、收容伤员的平民，也都应受到公约的保护，白底红十字作为战地医院和救护人员的保护性标志等。这一基本精神贯穿在以后缔结的几次日内瓦公约的主要条款中，第一个日内瓦公约也称蓝本公约或红十字公约。 [2]
    在中国近代社会，中西方交往虽然也比较频繁，西方的许多新生事物也有不少很快都会传播到中国，但是，西方红十字会入住中国却步履维艰。这不能归因于中西方距离遥远的地理因素，根本还是取决于近代中国的国家性质及其生存状态。首先，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就决定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处于一个不平等的地位，从而阻塞了中国正常参与国际社会生活的机会和途径。其次，中国近代本质上仍是一个封建制度的国家，其对内与对外制度还都处于中世纪比较封闭、蒙昧的状态，现代的外交体制尚未建立，自身还不具备折冲世界的资格和能力。再加上东西方文化传统的迥异，其在相互学习和取舍的过程中，自然有一个筛选的过程。在西方红十字会东来的过程中，西方人担当了重要的角色。
    在甲午战争前，中国对红十字会的了解是零星的和朦胧的。据可靠资料表明，在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在西方出现10年之后，才首次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与其救济对象的性质相同，也是因中国境内的涉外战争而起。
    1874年5月，日本在我国台湾寻衅滋事，中日两国发生局部冲突。上海的《字林西报》与《申报》等报刊就此开始讨论战争救护问题。《字林西报》乃是寓沪西人创办的英文报纸，因此其思想文化观念自然来自于西方，而对于当时专为救济战争伤病的红十字会就成为其思考维度，只是在报纸中未有红十字会这一名词出现。而其论域则全为红会规则，即该救治组织的中立性，不属彼此军队，对双方军队的伤病员皆为施救，以及交战双方应保障医护人员的人身和生命安全，应为其施救工作提供便利等等。文章指出义务施救队与战争双方的关系，“（开）战后，不分彼此，两造所有受伤者，均令设法调治。”并引述欧洲刚结束不久的普法战争为例，时“有一万三千人，不受俸而甘心协力于济治各伤兵之士，既不分彼此，惟从中以济治也。则两军亦视为局外之人，而事不加扰。而此人之行善亦不可计算矣。”《申报》主笔亦看到这种慈救组织在战争中保全伤员性命的巨大作用，因此也希望中国能仿照办理。“今我国何不亦召好善者，以效作此善举乎？然欲兴此举，须两面商妥，且约束诸兵，使不纵悍心猛气，而杀害局外善济之人。庶几有应召而来，发青囊以处于两军之中者。” [3]
    然而考之于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想以中国为主导来建立以救治伤兵为目的的红十字组织，是不合时宜的。中国内部战争向无敷救双方伤兵的传统，亦多不为社会所关注。至于中外战争，中国以弱势地位也无此号召力和公信力，会商于两造根本也无从谈起。在中国近代社会欲创立救治战争伤兵的慈善组织，必须藉助于外力，惟有他们才有此资格和力量。中国近代的红十字会历史正是遵循了这一发展模式。然而，我们也不得不佩服《字林西报》记者的预见性。该报记者说，“东洋与中国或将来有交战之事，则宜预筹者首在民命。”[4] 由于1874年中日台湾冲突规模较小，双方死亡亦很少，因此在当时未曾出现救治战争的红十字会慈善组织。但是，迨到1894-1895年日本大举侵华之时，以西方力量为主导的红十字慈善组织也就应运而生，在营口、烟台、天津等地设立了专门救治中国伤兵和难民的“红十字会医院”。
    台湾地处中国海疆，天然拱卫大陆，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传统，台湾成为中国近代得风气之先的重要地区，它与西方文化的联系也较内地紧密。在当时，台湾就住有一些西方医生和教士在当地传播红十字会精神和战时医疗救护技术。其中以英国人梅威令医生最出名，影响也最大。在19世纪70、80年代，梅威令医生在台湾打狗地方开办了慕德医院，除日常施医救病外，还专心为中国培养在战时可资应用的红十字医疗救护人员。梅威令认为，“临阵对敌，非死即伤。死者已矣，伤者必为之救拯，而中国则向无此法。”[5] 梅威令在医院中开馆授医，就是有感于中国的战斗中向无疗救伤兵的习惯，而这在西方已经载入公法，此举即是为了改变这种漠视民命的现象。梅威令的教育指导思想，除传播西方医疗技术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以西方的红十字会医疗人员为标准，为中国军队中培养专门救治战争伤兵的医学人才。从当时《申报》所载对梅威令医生的评论，即可了解到他的苦心孤诣：“泰西各国皆有随军医士，照万国公法之例，虽在两国交绥之时，而此辈随军医生自成一队，另有号衣，两军皆不得犯之。设有受伤倒地，无论为弁为兵，即由医士舁去敷治。此种随军医生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皆能照顾病人，料理伤患，各国各军皆有之，中国独无。（梅威令）故发此心愿为中国创此未有之齐。”[6] 从该则报道也可看出，西方以救治战争伤兵为专职的红十字会组织和思想已经逐渐在中国传播和为人所接收。
    梅威令的红十字医疗人才的教育工作，并不仅仅局限于台湾地区，而是自南而北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广为传播，并且还引起不少中国政府人员的高度赞赏和关注。在梅威令慕德医院之中共招收学员4名，其中李荃芬、陈呈棨、吴杰模，“兹三人者乃专习西医而皆已成功者也。”另外一人叫林环璋，该人“不习医理，在院襄助事务9年”，因此对于医院管理事务则颇为擅长。[7] 在1887年，梅威令曾带领其学生到天津晤见李鸿章，颇受李氏赞许，特别致函刘爵帅省三和林帮办，嘱其帮助梅威令。[8] 迨1888年，梅威令又来到上海，请中外著名医生和官绅为裁判，对其学生学习水平进行评定，一致获得通过。学习西医的3人获得行医资格凭据，林环璋则被“授予办理医院事务之凭据。”当时，上海道莅临此会，并对梅威令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之有西医自此而始，故视之若不胜郑重也。[9] 
    但是，令人深感惋惜的是，在1889年这些学有所成的学生到天津李鸿章处请求为国报效的时候，却为人所阻，反被英国人聘用。正如当时《申报》所评论：“此甚可惜之事也。”[10] 英国人梅威令企望改革中国传统慈善事业，推动中国慈善事业与国际接轨，并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红十字医疗人才的工作遭到挫折和失败。但是他毕竟为中国的红十字事业做了前驱性工作，为后来的红十字医疗慈善组织的出现做了一定程度的铺垫。在1895年2月中国已设立红十字会医院的时候，还有人旧事重提，认为英国梅威令医生早在80年代在台湾即设红十字会，并培养了数位红十字医生。 这就是对梅威令医生工作的最大肯定。
二、中国近代红十字会生存的社会土壤
    国际性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得以在近代中国存在和发展，须具备两个方面的社会要素，而这两个要素也必须是红十字会本身所蕴涵，于是两相沟通，为其创作了适宜的生存空间。这两个社会要素，一是中国近代对西医的承认和赞许，二是对西方慈善组织的钦羡和模仿。而红十字会既靠医疗济世，且其行为也不求名利，乃是纯粹慈善性团体，于是，西方红十字会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出现并得以存活下来，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红十字会慈善组织与医学的关系甚深，它在中国创立的历史也与西医在中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界与医疗界对西方文化及其医学的认识逐渐加深并日益客观公正的进程中，西医已经成为舆论界公认的优越于中医的医疗技术和手段，与西医联系密切的红十字会医疗技术也获得当时中国社会的赞赏，只要遇到战争的因缘，纯西方式的红十字慈善医疗组织在中国的设立也就水到渠成。
    在近代中国最早设立的具有中西联合意味的慈善组织应该非医院莫属，西医的便捷灵验以及它对中国广大民众免费治疗的现实效应对国人极具吸引力，也最易获得中国人的认同。在近代外来慈善机构中，医院很不同于育婴堂。首先，育婴堂都直接隶属和统辖于西方的教会组织，宗教色彩浓厚，在近代国人剧烈反教的强势话语背景之下，其生存的局促和艰难可想而知。其次，育婴堂是中国传统社会所固有的慈善组织，西方教会育婴堂的侵入给国人造成一种压力，尤其是对于当时的官吏和绅士，这是对他们既定的和优越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责任的直接冲击和挑战。这也就是为什么近代中国的许多教案多是因教会育婴问题而起，并且多有官绅参加的一个深层原因。而在慈善医疗领域就较少这种情况。中国传统社会中虽然也有专门性施医机构，但时至近代已大多颓废，并且即使仍有存在，其效用也大可怀疑。再者，中国传统施医机构多无常年开办者，只是在夏秋疫疠高发期施诊，其余则归于停顿。这根本不能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再次，人们对育婴与医院的社会期望值存在巨大差异。育婴堂之设，是为求婴儿之新生，但是社会往往忽略这些被遗弃的婴儿或患有先天痼疾或遭受后天蹂躏，因此对于当时教会育婴堂婴儿死亡率的高低很是关注，并藉此以反教。而患病之人明知其生命本在两可之间，得医院治疗而痊愈固皆大欢喜，倘不治而亡也在情理之中。由于以上西方式医院的优势，使它在中国很早生根，且得到中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很多中国官绅或捐输经费，或参与管理，并有进院学习西医者。
    中国近代西式医院最早是由外国传教医生所设立，规模颇为狭小。但是到咸同年间，一方面是外国来华差会为了吸引中国群众，传播基督福音的需要；一方面是中国人看到西式医院积极救死扶伤给社会带来的实际效用，于是，西式医院开始由中西人士共同创办和主理。《申报》即已指出，当时由外国人开办的西医院，“均系中西客商捐赀建造”，并且对于家庭危苦之人，“不费分文”即可享受治疗。[12]  比如上海较著名的虹口同仁医院，其前身就是由外国来华差会于同治六年（1867）创办的同仁医馆，开创人为英国牧师汤蔼礼等人。当其初创，国人并不热心，只是后来国人认识其价值后，乐捐者渐多，医馆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当时上海著名慈善家李朝觐即是如此。1867年他对同仁医馆的劝捐并未理睬，但是后来感于该馆“近来之就医者有加无已，惟以人多屋少为憾”，于是在光绪六年（1880年）冬劝募巨款，独任洋5800余元。到1883年，用其捐款“于馆后建六洋房，并诊治房各一所。------更馆曰院，名仍其旧。”而李秋坪的事迹也被该院书碑嵌如壁中，并在门首悬挂匾额。[13] 其时，捐助同仁医院的中国人不在少数，该院董事也是由中西联合组成。其中英国人有汤蔼礼、贝锡鼐等，中国人有李朝觐、陈煦元、韦文圃、徐润、颜咏京、吴鸿钰等。中国人中，除颜、吴二人外，其余全是义赈慈善家。[14]  
    当时同仁医院已具相当规模。以丁亥年（1886年）为例，该年“中外男女之住院者统计541人，逐日来诊者，中外男女统计22003人。”另外，院董吴鸿钰、颜咏京等并在上海之江湾、三汀沟、南翔、嘉定外江陆大桥等地外出行医、施种牛痘2000余人。[15]  到19世纪80年代，同仁医院规制也更加完备，除日常施医，并开展西医教育。1888年在该院学习西医的学生知名的就有俞庆芳、盛砚生、曹文贵、张希之、周庆云、夏瑞芳等人。在医院中，中外董事、师生之间都形成了十分融洽、信任的人际氛围。
    上海同仁医院拥有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西医的真正价值，从而发自内心地对其肯定、受融。当时该院中国学生对它的评价是：“是以驻沪绅商各叨大惠，居贫众庶同被仁恩。此生外所同钦，士民所共仰者也。”[16]  上海中西人士对在该院服务长达18年的英国医生哲末生的事迹也十分赞佩，“哲末生者，英国之名医也。品学兼优，性情真挚，殷情济世，和气迎人。驻沪之绅商各叨夫大惠，居贫之众庶共被其仁恩。盖其于同仁医院也，襄办院务十有八年，婆心在抱，国手咸称，救济群黎，始终一辙。拔早晚之余闲，成济世之善举。上中下，药分其等；风声色，理察其微。甘苦亲尝，奚辞力瘁；寒温必办，不惮心劳。乐寿域之同登，幸生成之自有。是故中外之咸钦，绅民所共仰者也。”[17]  由此，近代外来西医院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当时，中国人对西式医院的认识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其认可基点一是对国人的免费救治，二是对西医的称叹，三是学习西医等等。例如19世纪70年代上海虹口另一所西医院养育堂，每年收治中国人即达数万人，其经费也是中西共捐，不少中国人也在此学习西医等。据该院1871年的统计，该年总共收治病人17644人，其中西方人321人，余皆中国人。共收捐款洋1580元，开支1427元，其中上海道宪捐助洋100元。其时，上海虹口养育堂与中国士人的关系已经十分亲密，融合程度也较深入。当时不少中国人进入该医院学习西医，并已取得不小的成绩。“华人多习业于此，闻西医云，华人习业颇为精练，其详审病症，能探其原委，甚不易得也。”并且当时社会舆论对于该医院的西医治病之法亦大为赞叹。“西医治病之法最奇者，凡遇受重伤之人，已不可治，则割去所伤之肢体，用药敷之，使能保全性命，否则其人必不能生。其人愈后往往废弃无用，西人又能赠钱以终其身。夫设立医馆，固为一大善举，况又于其中行此美法焉，其为功德不大矣哉！”[18]  正是看到了西方医疗技术的优越，中国天津于1881年在直隶总督李鸿章的直接主持下就成立了一所西医院，由李氏聘请的传教医生马根济负责医疗事务。其时，许多中西官员前往祝贺，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19]  
    从前文的慕德医院以及同仁医院、虹口养育堂等数例中亦可以推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西医教育是在西式医院中办理的，从普通的西方医学教育到专门性的红十字医疗技术教育，都有所尝试。
    在上海《申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宣扬西医之优、中医之劣的同时，社会的关注热点也开始向西方的慈善领域转移，以西方慈救理念和办理模式为参照，针砭、抨击、改革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呼声日益增多。

表1 1872-1895年《申报》刊载宣传、鼓励学习西方慈善事业文章统计表：

  时间          题名                 年份   数量
1872.12.20 西教为劝善之教           1872年  1篇 
1878.6.22  论西人助赈中国并无他意   1878年  1篇
1879.7.5   中国宜设疯狂院说         1879年  1篇
1880.10.7  论西法切于民生           1880年  1篇 
1889.3.1   论聋瞽哑学塾             1889年  3篇
1889.3.5   论西人能为其难
1889.3.6   论西人赈捐有法
1891.7.31  论栖养流民宜参用西法     1891年  2篇
1891.9.27  论取法西人未可厚非
1893.9.3   善堂宜仿西法以臻美善论   1893年  5篇 
1893.9.17  推广善堂宜仿西法论
1893.10.23 论泰西善举之善
1893.11.13 论善堂仿西法之利
1893.12.17 论泰西善举之有益
1895.3.4   论行善举宜取法于泰西     1895年  4篇
1895.9.30  宜在上海倡设众善堂
1895.11.16 论创设疯人院以救疯人之苦
1895.12.3  述客言中国宜广设医院
合计：18篇

    从表1的统计可以看出，在整个70年代，发表文章仅有3篇，且每篇紧跟中国时势而发。首篇主要是针对当时长江流域各省普遍发生的教案而言，二篇针对华北奇荒，所以文章刊载的偶然性很强（从中国近代学习西方慈善救济理念的过程来看存在明显偶然性，从报纸反映社会问题的角度来看，这些文章的发表又具有必然性）。而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申报》对西方慈善事业的探讨则颇为集中。1889-1893年，共计10篇，再加上1895年则有14篇，也就是说，在《申报》存在的24年间，它所发表的探讨西方慈善方面的文章几乎都是在后7年中。并且从这7年中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对西方慈善组织的描述分析更加具体细致，宣传也更为集中，在慈善领域向西方学习的舆论环境已经形成。并且从中还可以得出一个信息，《申报》对西方慈善事业的探讨除了反映了中国当时社会的急切需要而外，也说明了中国人学习和借鉴西方慈救理念和运作模式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该过程就是通过西方在华人士20余年来对中国各地灾荒的关注和救济，通过他们的实际工作绩效而有了切身的体会与认识。所以才由刚开始讨论有关他们的赈灾情况，而发展到他们国家中的日常慈善救济组织。
    从《申报》所登载的这些文章中，也可以观察到当时中国社会对中西慈救理念和行为的对比、判断与取舍。首先是西方人同中国人一样，也具有不分畛域、乐善好施的慈善、奉献精神，传教士群体可为其代表。当时中国各地一发生大的饥荒，寓沪西人就会积极筹捐汇寄灾地传教机构施救。对于他们这种慈善奉献精神，《申报》多有赞扬：“则外国人之乐善好施，及教士之不辞劳瘁，洵足风也。”[20]  其次是西法之善，远胜于中国。办理方式的优劣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之上。《申报》认为，中国之办善举，其难有三：经费不充，不得治法，不得治人。泰西则不然，经费、治法、治人三者咸备。究其实，中国办善之难，就是办善之弊。文章还指出，由于中国慈善事业在办理制度等方面存在缺失，因此即使是与西方开办的同样慈善项目，其成效也远远不及。西方10大类善举，即施医院、育婴堂、疯人院、义学堂、养老院、老儒会、养哑院、育瞽堂、童艺院等，都是中国无之或有之而未及其用。通过比较，文章得出结论：“中国善举恒不若泰西善举之善，斯固夫人知之而无庸为之讳。” [21] 
    再次是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对于残疾儿童，中国向缺收养救助之法，而外国则办理颇善。当时中国人已经深感其实效，希望能在中国推而广之。“教士之设聋瞽哑学塾也，始自直隶、山东，而后及于沪上，将来各省仿行之，推而广之，使残废疢疾之辈皆有效用于当世，其所裨益岂浅显哉？”[22]  而对于中国传统育婴、养老、清节诸项善举，《申报》也认为远远不及西方办理成效，而应该改弦更张。“泰西诸国皆设有善堂以处贫民，无养老清节诸名目，而堂中育婴、养老、济贫诸善举无不毕备，规模宏远，实胜中国远甚。盖所以立法定规者，既虑周藻密而又经费充裕，有以维持而整顿之也。今中国诚能改弦更张，斟酌古今，贯穿中西，于每县各立一大善堂，妥定规条，详订章程，务使垂之永久。使贫民咸沾实惠，似亦仁政所先务，而恻隐君子所乐闻者也。”[23]  
    到了19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中已经形成了适于西方式慈善组织生存的良好的舆论环境。通过西方人士在华几十年的具体办善实践，以及中国社会内部对西方慈善诸问题的辩难、争论，至少是在社会的上层人士中间已经达成了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慈救理念和办理模式的共识，并且这种认识上的需要日益迫切。所以到了90年代，要求建立众善堂、疯人院、医院等西方式的慈善救济组织的呼声此伏彼起，应接不暇。这就为此时红十字会医院的进入中国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甚至可以说，即使没有甲午战争的爆发，中国慈善领域在90年代也会经历一场重大的制度性变革，只不过战争的爆发提前了这一进程罢了。
    总之，红十字会这一特殊的现代性组织，就其性质而言是西方的慈善组织，就其观照对象而言是战争伤兵医疗，也就是说，西方医疗技术是其立身之本。红十字会所兼而有之的这些特性在这时又是中国社会的热望之物，因此，红十字会医疗慈善组织在甲午战争时期出现在中国，并且为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所拥戴和钦敬自在情理之中。当然，这里所谈的是从中国社会内部的视角来发掘西方红十字会得以在近代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因素。但是近代中国对外来事物的认识与接纳，多是经由在华外人的媒介作用，因此说，在探讨红会组织在中国近代的外部生存环境的时候，决不能忽略此点。然而，近代西方所设立的外交、宗教、军事、经济、文化等组织在中国的存在，早已是为人们所熟悉的不争的事实，虽然它们对红十字会组织在近代中国的出现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篇幅起见这里略而不谈。
三、甲午战争时期红十字会医院的创立及其工作的开展
    不管情愿与否，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时，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已很深入，世界性在中国体现得也十分明显。即以甲午战争为例，它就不仅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斗争。战争一经开始，世界就受到震动，围绕和战、交战国居民保护、战争调停等问题所展开的多国间的照会、磋商、会议等等连绵不断。甲午战争受到世界性的关注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这是当时和现在的历史所反映的最主要方面。但是，在当时还存在一个远离利益纠葛与争夺的世界话语体系，它也眷顾了中国，将之纳入了其中。这一世界话语体系，就是国际红十字会。虽然它多为人们所忽略，但是它的出现对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的影响是重大的，它预示了此后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
    按照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发展会员的惯例，必须经由国家名义莅会签约，方承认其为会员国。而红十字会组织在国内的发展，当然也是由本国人士为主导。但是在甲午战争以前，中国政府从未参加过国际红十字会的任何会议，中国也鲜有知晓红十字会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红十字会的建立，势必由外国人士唱起了主角。1894年12月底，外国人已经在中国东北的营口（牛庄）设立了红十字会医院。但是由于处于草创阶段，且各地外国人也多互不统属，所以在1895年前的红十字会医疗组织是多头并举的，各组织之间也没有联系。
    有资料表明，在中日开战之后，瑞士国际红十字会曾有所举动，并向中国政府捐助药品。在1896年直隶总督王文韶的一份奏折中记载：“该会（按为红十字会）总董等闻信，即寄助药料三十箱，约值银三千余两。”[24]  由于当时中国和在华西人均不曾设有红十字会，所以这里所说的红会总董，当是瑞士国际红十字会主席无疑。但是，由于国际红会与中国之间没有直接的会员关系，所以国际红会出面为中国组织红十字会显然是不可能。倒是在华西人肩负起了筹办红十字医疗组织的重任。
    1894年12月底营口出现的红十字会医疗组织，存在两个创办主体，分属不同的系统。一个是在东北辽阳等地传教的联合长老会。他们接到中日开战的消息后，即从内地教堂撤出。当时是12月底，金州战斗刚刚结束，而中国的受伤士兵又没有专门人员救治，于是联合长老会的传教士们即与外国兵船人士联合在营口开设了一所红十字会医院。很快，金州伤兵就挤满了这所医院。联合长老会寄往本国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军事当局没有向伤员提供任何可行的应急措施，既无医疗队，也无军医。”这是这次战斗最糟糕的事情。因此，联合长老会的教士就承担了救治中国战争伤员的重任。 [25] 而据《申报》所载，当旅顺战斗失败之后，中国伤员急剧增多，但是医疗力量明显不足。于是西方在华人士即组建红十字会医疗队，乘图南轮船前往东北救治。不想，随日本侵略军来华的日本红十字会组织赤十字社也收治中国伤兵，于是，这支红十字医疗队即准备返回。[26]  很显然，这两支由西方人士创办的红十字医疗组织是两系人员分别办理的。也就是说，在1894年底外国人在创办红十字医疗机构的时候尚处于随机自发的状态。
    营口红十字会医院主要是由外国传教士和兵船人员所组成，主其事者为戴理医生（由于系音译，另有戴力、代理等拼写）和Christie医生，刚开始红会医院仅有8人。[27]  随着战争的继续，红会医院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明显。首先是中国受伤士兵对外国红会医院信任感的增强。起初，中国士兵接受红会医院的治疗，完全是出于无奈，因为中国当局缺乏疗救的任何手段。但是，通过治愈者对切身体验的传播以及起死回生的现实效应，人们很快改变了看法。Christie医生在一份报告中即指出：“我们医院应诊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军。那些早期治愈出院的伤兵对于树立其后来者接受外国人治疗的信心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医院的伤兵数量也随着战争的继续而增加。”其次是中国军队指挥官也认识到红会医院在战争期间的重大价值，因此与红会医院建立了直接的伤兵救治机制，并且尽其所能为红会医院提供帮助。刚开始，中国伤兵到红会医院诊治是零星的、自发的。但是后来直到牛庄陷落以前，当地中国军官都直接命令将伤员送交红会医院治疗。其三是联合长老会人员全力投入到中国伤兵的治疗之中。由于伤员数量剧增，他们又租了其他几处当地旅馆开办红十字会医院。在1895年1月份，他们所有的医疗人员全部上阵，给每所医院配备4名医生。而这时从Moukden赶来的Christie医生的一些学生也付出了巨大努力。[28]  
    据戴理医生的报告，营口红会医院从1894年12月创办时的1所，到翌年4月份已经发展到4所，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前3个月中即医治中国伤兵近千名（参见表2）。当时不少外国医生还不断加入到红会医院中来。其时，英国斐礼勃伦兵船医生班尼就请求戴理准其办理红会医院，获得允准。班尼即携其船上兵官2人、水手3人帮同护理，承担了营口一所红会医院的救治工作。[29]  

表2 营口红十字会医院医治伤兵（部分）数量表：

时间      医治伤兵数量     受伤战役
1894.12       50           金州战役
1895.1        200          盖州战役
1895.2        600          营口东20里大战

注：根据《申报》1895年4月6日《译营口红十字会致谢募费并述近状书》绘制。

    烟台红十字会医院的建立稍迟于营口，当在1895年1月份建成，因为该年2月中旬，上海汇丰银行即汇交烟台红会医院劝募经费1100两之多。山东沿海尚未发生战事时，即从辽东前来大批伤兵，于是当地外国人就开始筹划伤兵救疗事宜。据《中国教会医疗杂志》（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记载,一位名叫A.W.Douthwaite的教会医生前往拜见驻烟台的登莱青兵备道，建议设立红十字会医院以在战时治疗中国伤兵，但是需要道台提供一些必要的资金和物质支持。该建议得到批准，于是不久之后，“红十字会会旗即飘扬在医院的上空”（In a few days the Red Cross flag was floating over the building）。 [30] 
    由于烟台距离战地较远，所以烟台红会医院救助伤兵的成绩不及营口。1895年2月份，在院治疗者仅有百余人。当时在烟台红会医院疗治的一名中国伤员邮寄《申报》一信函，报告医院具体情形：“小人昆季五人，俱隶名军籍。迩来已死其四，小人尚获生还。当正月十五日，求医者多至一百人。有需用木板夹腿者，有需托其膀臂者，医生忙碌非常。因招英国恩堂鸣及生都梁二兵船上军医为之襄助，并有教士六人暨女教士三人料量汤药。英水师提督、领事官及各商皆临医院察视，近来屡有馈药捐资者，诚可谓好行其德矣。” [31]  至1895年4月底，随着战事的基本结束和中日两国和议的进行，烟台红十字会医院已处于收束时期。据当时该院医生统计，中国受伤士兵住院治疗者共计163人，“至伤势甚轻、敷治后即去者，更不可以数计。”在烟台红十字会医院收治伤兵的过程中，因伤重而死者4人，两腿俱被弹药击去者3人，另有27人其时尚留在院，因为他们“大都须装假腿假臂”。 [32]  此即是烟台红会医院工作的大致情形。
    大致与烟台红会医院成立的同时，天津也组建了专门救治中国伤兵的红十字会医院以及由它所统辖的帮助治疗伤兵的其他医院。从天津红会医院的最终工作报告来看，它的规模大大超过了营口，包括红会所属的医院以及医治伤兵的数量。在甲午战争时期，直隶地区并未发生战事，因此天津红会医院所救治的伤兵主要靠从辽东前线转运而来。当时天津的外国人酝酿成立了“独立红十字会”（Independent Red Cross Society）并且向营口派遣了一个红十字会医疗队。红会医疗队主要是在战地帮助非红会系统的医院工作，而天津的红十字联合会则负责红会医院的筹建、伤兵的治疗以及与各方面的协调等等。天津红十字联合会还在山海关设立了一个伤兵转运机构，这里有两名红十字会人员负责，他们将前线撤退的伤兵妥善安置，需要治疗的再运往天津。 [33]  
    当时天津红十字会联合会下辖5所医院，即Benn医生负责的卫理公会女子医院（Methodist Hospital for Women）、King医生负责的女子医院（Hospital for Women）、Smith医生负责的伦敦会医院（London Mission Hospital）、Frazer医生负责的红十字会医院（R. C. Hospital）、Lin医生负责的总督医院（Viceroy’s Hospital）。这些医院治疗的伤兵人数在1400左右。 [34]  
    从《申报》与《中国教会医疗杂志》对红十字会医院的记载来看，当时中国营口、烟台、天津等地所设立的红十字会医院多是自发形成，其间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协调机构。在工作联系方面，天津自成一系，而营口、烟台则多所交通。营口与烟台的交往主要是通过上海相维系，因为当时两地款项都相当支绌，红会医院难以为继，于是两地即联合通过在上海的外国领事与传教士向中外人士募集，所得之款，也在两地之间分配。为此，上海地方的外国人在甲午战争时期还成立了一个红十字会。上海红十字会主要是一募捐筹款机构，人员由上海各外国领事、传教士、驻沪外国银行主等组成，它向营口、烟台的红会医院提供款项。上海红会实行董事制，其绅董主要有英国传教士慕威廉、汇丰银行副挡手爱地斯、前亚加剌银行挡手甘布尔、丰泰洋行主活母、英国驻沪总领事等。 [35]  如前所示，天津红会医院主要由该地设立的具有独立性的红十字会联合会负责各方面的工作。
    甲午战争时期，外人在华所设红十字会医院的经费筹措渠道计有三种：一是由西人主持的民间筹资渠道，它在上海表现为以慕维廉先生为首的向社会各界的劝捐行为。它是面向公众的最早的筹资途径。时当1895年2月初，营口红会医院由于盖州战斗伤兵陡增，致使院内药料不敷，于是致函上海教士慕威廉，请其代为筹募善款。 [36]  由此拉开红会医院民间筹款的序幕。
    二是由中国人主持的民间筹资渠道。它以申报馆协赈所和仁济善堂、丝业会馆筹赈公所的公开募劝为代表。在《申报》登出慕威廉为红会医院筹募经费的报道之后，申报馆与施善昌所领导的两义赈公所就积极响应，也相继在《申报》发启募捐。这是中国义赈组织首次大规模地主动加入到外国人所办慈善事业的经费劝募活动中去。诚如申报馆在其劝捐文启中所说，该项善事非寻常善举可比。 [37]  因为这中间既有不分畛域的跨国惠助，也有日益高涨的民族情怀，因此在申报馆和仁济善堂的倡导下，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纷纷加入到捐募的行列中来。
    三是外交途径。其时，为了给战地红十字会医院筹措经费，英国驻沪总领事直接函商于上海道宪，请其代为设法。署理上海道刘麒祥接信后当即电禀江督、苏抚等政府大员，使该项募捐行动上升为具有外交意味的事情。其上苏抚奎俊禀称：
    抚宪钧鉴：英领事函，红十字会在牛庄设医院，自备资斧，治伤军至六百余名。近更概行送疗，用费已至万余两，出自西商。在沪西国官绅捐银五千余两。今接信催助，请详上宪宽筹接济，并遣翻译面商。事关善举，又系医治华军，除有道酌筹外，可否求饬司局酌拨闲款，汇沪并给，出自恩施。麒祥禀。 [38]  
    两江督抚甚为关注，江督捐银10000两，苏抚捐银2000两。上海道宪意犹未尽，于同日（3月9日）又面谕上海著名义赈慈善家施善昌劝捐于民间，两日后施也筹助银1000两。各款在上海道署汇总后，转交英领事，再经汇丰银行解往红会医院。 [39]  由此可见，外交筹资渠道的成效十分显著。犹可言者，施善昌的仁济善堂在《申报》发启劝捐于民间，其时间早于上海道宪面谕施善昌劝捐的时间。前者刊登于农历二月初九日（3月5日），后者发生于二月十三日（3月9日）。因此，施善昌仁济善堂的民间劝捐是完全自主性行为，并非是接受政府的指令。
    四、中国慈善力量的参与及社会各界的态度
    甲午战前中国社会中虽然出现了较为朦胧的西方红十字会规则的意想性描述和实践，但是多局限于外国人当中，距离中国社会也较远。但是大的国际性战争爆发以后，局势就骤为改观。首先是提前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认为梅威令在台湾开办慕德医院时即创立了红十字会，只是由于其时某当道的阻遏而错失发展良机，致使现在难以措手。当1894年12月19日《申报》所载文章中，尚未称他创办红十字会，而是开办医学堂，培养医治伤兵的人才。 [40]  但是稍后由于红十字会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申报》就明确指出梅威令在台湾创办了红十字会。文称：“昔年英医梅威令君曾设是会（按：为红十字会）于台湾，招集学生悉心指授数年之久。技术已精，乃航海至申江，北赴津郡。诣中国某当轴，愿将学生分布各营，当轴者笑而却之。梅君无可如何，废然而返。噫，使当日而重用梅君，得以大展其长，广集生徒，授以奥妙，何至今日而受伤兵士皆借助于各西人哉？”[41] 
    其次是将红十字会的性质比附为类似于中国的善会组织，并且该善会可以补苴中国传统慈善事业之不足，扩大慈善救济的范围。中国舆论界首次涉及红十字会的文章，几乎未对之做任何价值判断。其内容为：“闻之泰西教中人创行红十字会，择医士之技能出众者，制备医伤诸药，约集同志，身衣袖上缀红色十字之衣，亲赴战场为两国受伤人悉心敷治，不分畛域，一视同仁。倭奴之能医者，亦尝仿而行之，谓之慈善会。”[42] 这时《申报》将红十字会作为一客观事物进行叙述，不含褒贬，盖是因为此时外国人尚未在中国创立斯会，对其精神尚无切身感受。迨到1895年2月红会医院自营口已开始工作，且向上海中外人士募捐之后，国人才将它称为“善会”，将其中的工作人员称为“善士”。1895年2月7日，《申报》就称营口红会医院为善会。[43] 2月10日申报馆协赈所称开办红会医院者为“西国善士”，他们在中国的救济行为“非寻常善举”，[44] 施善昌等义赈慈善家也是如是看法。[45] 不仅民间义赈慈善家们如是看法，一般的中国士民也是衷心感佩。如当时积极为营口红十字会医院输捐的析津同袍子即说，“前敌军士创巨痛深，承泰西诸善长创为红十字会，专疗诸军之受伤者，庶得病起杀贼。秦越一家，无分畛域，凡我士民，无不感极涕下。”[46] 这种看法，代表了当时中国民间广大群众的心声。中国的官员，尤其是上层官员对红十字会的肯定与接纳落后于当时的一般舆论界，上海道刘麒祥在上苏抚的禀文中，没有丝毫置喙于红十字会的性质。只是到了战争结束并且红十字会也裁撤之后，我们才得以见到中国政府对待红十字会的态度。由于红十字会医院在战争期间为医治中国伤员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当时不少官员都提出为红会请奖。当时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即为此上专折，内称：“窃查泰西红十字会，专以救人为务。凡两国构兵，会中医士，在于用兵处设公所，救治受伤将士。……该医士等亲奏刀圭，不遗余力，饮膳药资并皆出自会中，不取分文酬谢。”王文韶请求朝廷赏给红十字会出力人员宝星，并奖红会“乐善好施”匾额，皇帝也“著照所请”。[47]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对红会性质的认定以及对它的积极态度。
    第三是中国社会当时救治伤兵的心情亟切，而国内又没有合适的疗救方式，只得寄希望于外来红十字会。其实，当时在中国北洋新式海军的建设之中，已经具有了战时救治伤兵的现代意识，只是尚处于初创阶段，医疗人才严重不敷。当时以天津为中心，在旅顺、威海等地已经建立随军医院。“天津总医院，为北洋旅顺、卫（威）海各口水陆军营医药之总汇。各口医院、海军战舰正副医官，皆由总医院选派，平日则诊治军民疾病，有事则随行队伍却病医伤。所关最大，而各处医官续派乏人，司其事者以为亟应造就医学人才，以资续派。”因此，也才有1894年6月天津西医学堂之设。[48] 但是，处于草创阶段的中国现代军事医疗体制根本没有能力承担大型的战争伤兵救护，医学人才和药品都极其匮乏。正如战争爆发后署理直隶总督王文韶所说：“北洋虽派有西医委员在关外设局医治，而受伤弁勇众多，深虞难以遍及，用药尤复不赀。”[49] 当时中国的许多海军将佐在屡经战败向上峰条陈海军利弊之时，往往将缺乏现代西方医疗人才、技术、药品作为海军亟待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镇远舰炮官与守备曹嘉祥、饶鸣衢等即建言：“每船须华医士深识西法者。如临阵之时，每船至少两员，庶员弁兵勇受伤者，尚可望有所拯救，不致束手无策耳。”[50] 都司吴应科呈文内亦称：“船上宜设西医，或谙熟西法之华医士。”[51] 另外还有千总郑祖彝指出，即使每军配备医生二、三员，战时亦会严重不敷，从而影响整个战局，“一军出战，损伤不是数十百人。以不足之药饵，二、三之医官，诊数十百之伤人，得不误人命乎？误人命，失不浅，令人解体，失更深，其弊六也。”[52] 从当时这些直接参战人员的感受中，可以看出其时战争对现代医疗的需求多么亟切，而这些要靠中国当时的力量又是不可能解决的。再就是，当中日两国开战之时，日本的红十字会组织——赤十字社也随军前来，它不仅救助本国伤兵，并对中国伤员进行敷治，而这在当时的中国引起轩然大波。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让“不共戴天之倭奴”救治我国旅顺等地伤员，是国家的奇耻大辱：“奈何以食毛践土之人而反受敌人之恩惠，静中回想，能不恧然。”[53] 并指出这是以其慈善之名，而行其残暴之实：“乃名虽慈善而其心竟若虺蛇，借回禄之淫威，肆意摧残民命，不特我华人恨之刺骨，恐西人亦将闻而齿冷，鄙其为性等野蛮矣。”[54] 靠自己不行，靠日本的赤十字社于情于理都不相容，而此时西方中立人士在战地自发设立的红十字会医院自然就成为中国社会各界都乐于接受的最佳选择。
    如上三点都说明一个问题，西方人在华设立的红十字会医院取得了中国社会各界所赋予的合法性，并且从现实与思想层面对之都有所接受。这就是当时全国各地各阶层人民积极为红会医院捐助经费的深层次原因。
    当1894年12月初，中国社会各界就着手讨论战时伤兵救护问题，而红十字会一开始也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即使在西方红十字会医院在营口等地建成之后，中国舆论界也从未酝酿成立自己的红十字会组织。反而认为，“中国无行善之医生，不能创为红十字会。”[55] 一句话，中国没有创行红十字会的社会条件，但是这一慈善组织又为社会所亟需，于是，中西合作办理红十字会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不仅是逻辑上的推定，也是历史中的实际行动。
    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慈善力量的参与西方红十字会医院的办理，不在于分任管理之责，而在于捐输维持经费。当时发起、倡导和推动全国性捐输红会经费活动的是申报馆协赈所与施善昌领导的仁济善堂（丝业会馆当时主要为经收机构）。也就是说，中国当时的民间义赈慈善组织参与到了为红会医院募捐经费的活动中去，并且担当的是组织者与领导者的责任。
    中国义赈慈善力量的发起全国性的捐助红会医院经费的行为是积极的、主动的。从营口红会医院在其外人内部酝酿劝捐于公众时起，中国义赈组织的领导人就积极行动起来。1895年2月7日营口红十字会医院通过《申报》向社会发出劝捐的信息，紧接着，2月10日，申报馆即刊登募捐启，并于当日在《申报》头条配发《劝助行营医院经费说》，号召全社会乐输向善，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申报馆所发募捐启为：
    奉省诸军现与倭兵奋力交战，计受伤者不计其数。忠义之气殊属可嘉，本由西国善士及船上医生陆续舁归医治，兹以医药资不敷，行将中止，特函请沪上大牧师慕维廉先生出为劝募，其情形已录入今日本报内。惟此款自应多多益善，是以本馆愿效微劳，帮同办理，务祈远近诸君共切同仇敌忾之心，博施起死回生之力，剋日饮助，多寡不拘。本馆当立制收条，一俟集有成数，即交慕维廉先生汇解奉省。此非寻常善举可比，切勿迟延观望。盼甚！祷甚！ [56]
    该启旨在破除中西隔阂，打消国人“迟延观望”的顾虑，并指出捐救忠义勇士，“非寻常善举可比”，张扬了国家观念。
    施善昌自从办理义赈以来，一直当仁不让，走在民间慈救领域的最前列。但是，这次民间捐助行为让申报馆抢了先招，是有其深刻原因的。红会医院毕竟是由外国人创办的西方式慈善组织，中国人，尤其是常年从事大型慈善救济的中国著名义赈慈善家接受它并积极向其乐捐自然需要一个心理调适的过程。而申报馆由于其浓重的西方渊源，对于西方先进事务总能占风气之先，对于旨在救人性命的义举更是倾心提倡。不过，以施善昌为代表的中国慈善领域的上层人士还是很快接纳了红会医院，在申报馆发启一星期之后，亦像往常办理义赈筹捐一样在《申报》刊文，劝募红会医院经费。该启为：
    倭奴犯顺，薄海同仇。从军士卒，忠义奋发。北洋一带，战阵受伤兵勇，蒙泰西乐善之士，于营口、烟台等处设局医治。更得教士慕维廉先生集募经费，源源接济。某等食毛践土，尤属义不容辞。敬告远近忠义仁人，推同袍敌忾之心，念兵凶战危之苦，仁囊慨解，以助刀圭。多多益善，造福无量。倘蒙惠助，祈交上海六马路仁济善堂经收汇解，即行制付收照，并刊登申、沪、新各报，以昭大信。伏祈公鉴！[57] 
    施善昌所发劝捐文启中，除以国家忠义观念相激励而外，也隐含有与西方善士相竞争的味道。但是其中良苦用心，可能也只有他本人才能体会得到。
    由于报章屡次宣传西方红会都强调其不分畛域，交战双方都相施救的救济理念，反而在中国一般人的心目中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既然日本的赤十字社能够越俎代庖，救济中国伤兵，那么中国人捐助的西方红会医院是否也救助日本伤兵呢？为了消除这一疑问，使捐输走上正常轨道，申报馆于3月初又发一启：
    倭人肇虋（去草头），犯我严疆，杀戮频仍，惨无天日，即幸未丧为锋镝，而血飞肉薄，折骨伤筋，疾痛呼号，不堪入耳。西人之好善者爰就营口、烟台两处，创为红十字医院，凡我华军伤而未死者，一律收养疗治，药饵、饮食务极周详。特所费不赀，深恐后难为继，是以本馆特襄同慕维廉教士，代为劝募，以应急需。惟望海内仁人，源源接济，一俟集有成数，即交汇丰银行分别汇往，以济燃眉。至于日本兵士之伤者，院中概不敷疗。肃此布达，即颂福绥！[58] 
    在该启中，中国义赈组织首次指明西方人在营口、烟台等地所创办的医疗救护组织为红十字会医院，再就是对该医院是否救助日本伤兵问题予以澄清，指出“日本兵士之伤者，院中概不敷疗。”
    由于申报馆与仁济善堂连续在《申报》发启激劝，各地善士积极响应，纷纷捐输。

表3 1895.2-3月《申报》所载申报馆与仁济善堂、丝业会馆经收红十字会医院经费捐户统计表：

刊载时间     标题    捐户数量    收捐单位     备注
1895.2.10   顾恤创痍    1         申报馆   天马山主人捐，第一位捐户
1895.2.11   生死肉骨   10         申报馆   白云居士捐洋100元（另有商号等） 
1895.2.13   功德无量    6         申报馆   中外人士捐， 王韬捐洋10元
1895.2.14   泽被创痍    9 
1895.2.15   三军感德    7         申报馆   票号、信局、书屋等捐
1895.2.17   好善可风   12         申报馆   电报学堂、山西平遥均有捐
1895.2.19   战士蒙恩 大于8        申报馆 
1895.2.19   见义勇为    1        仁济善堂  亦德堂陈大善士捐洋100元
1895.2.20   仁风远被    6         申报馆   海盐、宁波、绍兴等地捐
1895.2.21   欢乐卒伍 大于8        申报馆   常州、上海、金陵等地捐
1895.2.22   仁风同登    4         申报馆   苏州、宁波、泰州等地捐
1895.2.25   柳营拜赐    5         申报馆   淮安等地捐
1895.2.26   好行其德   11         申报馆 
1895.2.27   武士铭恩    7         申报馆   上海等地捐
1895.2.28   善宇宏开    5         申报馆 
1895.3.1    同心行善    7         申报馆   溧阳等地捐
1895.3.1    造无量福    3        仁济善堂  苏州祖师庙开同大和尚捐洋5元
1895.3.3    沦肌浃髓    5         申报馆   山西、汉口、广东等地捐
1895.3.3    好义可风    6        丝业会馆  席正甫等人捐
1895.3.4    虎旅铭恩    5         申报馆
1895.3.6    仁恩远沛   11         申报馆   瑶林馆主、杨门顾氏等女性捐款
1895.3.7    柳营颂德    5        丝业会馆  杭州、上海等地捐
1895.3.8    同心行善   14         申报馆   安徽、杭州等地捐
1895.3.9    □殳蒙惠    4        丝业会馆  汉口德大参商号等捐
1895.3.10   恩同再造    7         申报馆   天津、浙江、上海等地捐
1895.3.11   好行其德    3         申报馆 
1895.3.12   痌瘝在抱    8         申报馆
1895.3.13   虎士铭恩   10         申报馆   淮阴、松江等地捐
1895.3.14   敌忾蒙恩    6        仁济善堂 
1895.3.24   泽被创痍  多户        申报馆   江阴炮台老湘合字中营募洋20元
1895.3.25   海外慈云  多户       仁济善堂  横滨中华会馆冯德明募洋1024元
1895.3.29   慈云广被    1         申报馆   陈莅庄大令之母捐洋200元

    总计220户以上，地域遍布国内外。

    从表3统计可以看出，当时捐户的地域分布较为广泛，计有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广东、直隶、山西等地，而以江浙一带最为集中。并且，国内捐户中也有外国人士的捐款，施善昌领导的仁济善堂还接收到日本横滨华商的大额捐款。从捐户身份来看，既有社会名流，如王韬等人，也有官员，如陈莅庄大令，但更多是各地的绅商，另外，闺阁中人、方外人士也有乐捐者。社会涵盖面也不算狭窄。当然，这次由义赈组织发起并领导的全国性募捐，参与者有220余户，规模不够宏大，远远不及于他们所办理国内灾荒义赈时的社会参与度。但这也正反映了西方红十字会慈善组织刚进入中国时，中国人比较审慎的适应性态度。这也进一步说明完全西方式的慈善组织若想在中国生根并茁壮成长下去还需要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
五、红十字会医院的社会影响
    甲午战争时期红十字会医院在中国的出现，不仅是因应当时中国社会的亟需，也是中国近代民间慈善领域内部在西方影响下呼唤革新的现实需求。即使没有大规模的国际性战争的爆发，在19世纪90年代中国慈善领域也将进行一场制度性的变革。中日甲午战争的发生，提前了这一变革进程。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义赈组织的发展已日显窘迫，因为灾荒的酷烈频仍致使义赈组织及其办赈活动难以收束，而民间常年捐输，其财力、心力已然十分疲乏、困顿，依靠民间捐款办赈已是强弩之末势。仁济善堂、丝业会馆、申报馆等义赈组织所领导的红会医院的经费募捐工作，社会参与人员的数量已不是十分庞大，这除了说明红会医院是外来慈善组织之外，也反映民间捐输之疲敝。因此说，当19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义赈慈善组织也面临着一个新的抉择（当时上海的义赈组织只剩下施善昌领导的仁济善堂与丝业会馆以及申报馆在苦苦支撑）：是裁撤赈所彻底使义赈消失，还是另谋他图实现对义赈组织的更新。这是当时中国的慈善界所面临的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80年代末90年代初《申报》对西方慈善思想与办理模式的探讨、选择可以说是反映这一问题的冰山之一角而已。
    然而，1894-1895年西人在中国筹组红十字会医院以及以施善昌为代表的中国义赈力量的加入，为解决上述问题带来了契机。施善昌所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的慈善力量，他们办理的义赈虽然有很多方面已经突破了传统善会善堂等慈善事业的格局，但是他们最终都是由中国人所主理，并且其指导思想都是中国传统的慈善内容。而西方红十字会医院的进入中国，代表的是一种全新的西方慈善文化系统。施善昌以及广大中国善士们的参与筹募红十字会医院经费，除了看重和认同它们救治中国伤员这一对象而外，更进一步而言，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慈善文化和慈善精神。从这一角度可以得出结论，即从1895年开始，中国传统的慈善文化和慈善力量开始谋求与西方现代的慈善文化和慈善力量实现初步的认同和融合，这就为之后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和1904年日俄战争时红十字会组织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并且最终于1904年成立了中国人自主自办的红十字会慈善组织。自此，以中国红十字会的酝酿、产生、发展为契机和标志，实现了中国传统民间慈善组织向现代民间慈善组织的转变，而1876－1895年间的中国义赈组织就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近代性过渡环节。另外，中国近代民间慈善领域这种在外国影响下所出现的制度性变革与发展，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教育等社会领域的变迁是一致的。它的这一变革，既体现了自身发展的特点，也演绎了社会与时代进步的规律。
    自1876年前后中国义赈活动产生之后，中国近代的民间慈善救济领域就以义赈组织的发展演变为轴心，导演出中国近代各时期民间慈善组织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特征。从中国近代民间慈善组织的演进主流来看，其发展脉络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首先1876—1894年是一个时期。在这一阶段中，义赈组织虽然在其产生时期受到西方现代慈救模式的不小的影响，但是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现代性的民间慈善组织中国本位最浓的时期，其间的各类义赈组织无论其上层还是下层都是由中国人自己领导、组织和管理，经费来源也以中国资源为主体。当然，这并不排除当时存在着以西方教会人士为主体的与中国迥异的慈善救济系统，二者之间间或也有过不少业务上的联系。
    1894—1904年是中国近代民间慈善组织出现明显转型的第二个时期，其间，在义赈组织结构、慈善救济对象、慈救理念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这一切都是由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而过早的出现。甲午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和平民伤亡重大，而中国传统又向无在战争期间救护伤兵、难民的意识、实践和经验，这就显现了中国在迈入近代社会之后在现代性制度层面建设的滞后。而其时日本已经成立了现代化的旨在救助伤兵难民的红十字会组织赤十字社，并在甲午战争期间到达中国，出人意料的是，它也救助中国的伤兵难民。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认为是国家的耻辱，社会舆论也极力抵制赤十字社救助中国人的行为。这时，受西方红十字会精神影响颇深的在华教会人士和官员应中国战争形势的急需，主动在营口、烟台、天津等地建立了多所主要由教会人士主持的红十字会医院。并且他们的救赈行为得到了中国义赈组织领导层的积极支持。缘此之故，中国义赈组织与西方慈善精神和西方现代性的慈善组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认同、互信与融合。从此开始，以西方红十字会精神为中心的现代化的慈善救济思想开始大规模在中国传播，对伤兵和战争难民的救助也开始进入民间慈善组织的视野，而在中国民间慈善组织建设方面也开始了新的制度性探索。
    1904—1949年是中国真正现代化的民间慈善组织成立、发展、成熟的时期。当然在这40余年中间中国的民间慈善形态可能还有不少新的特点和变化，但是，现代性是它们发展演变的旨归。中国现代化的慈善组织以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为标志，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04年的万国红十字会。它虽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国际化色彩，但是，里面起主导作用的已经是中国开明的官绅。万国红十字会也是为救助当时因日俄战争给中国东北人民所带来的兵灾而设立。当时起了关键作用的中国官绅有沈敦和、施则敬、任锡汾、盛宣怀等人，他们先前就是著名的义赈慈善家，并且他们与外国人接触也很频繁。由此而言，中国现代化的慈善组织也是在传统慈善组织发展主流的基础上成立的，有着明显的继承性。从此，中国民间的慈善救济形态开始出现中外力量的真正合流，西方为中国现代慈善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资金、技术、管理等各个层面的帮助。从此，中国民间慈善组织真正走向了制度化发展轨道。其典型是中国红十字会、世界红卍字会以及华洋义赈会等，前两者从成立一直延续至今。从此，中国民间慈善组织真正实现了多元化发展模式，民办、半民间半官方，全国范围、全省范围、市县范围，业缘、地缘、血缘，世俗、宗教，等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慈善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其遍及城乡的慈救组织网络为战争频仍、自然灾害多发的民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生活、生产等物质、技术保障。

参考文件及说明

[1]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红十字会创立的最有代表性成果为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创兴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该文认为中国红十字会创立于1904年，中国开始讨论酝酿成立红十字会的时间起始于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并未再向前追溯。在该文所引用的《大阪华商孙淦呈请裕钦使转咨总署奏设红十字会禀》（中国红十字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孙淦只谈到日本赤十字社在营口设立医院之事，从而周文即从此引申认为中国是在日本赤十字社的“打动”之下，开始踏上筹划成立本国红十字会的征程。其实，孙淦所记失之全面，当时除日本的赤十字社外，西方人亦在中国沿海多处设立了红十字会组织与医院。并且，当时中国人对于当时日本赤十字社的到来，也并不是被“打动”，而是被认为是民族耻辱。因此，周文对中国红十字会起源问题的研究，时间上限之追溯未及于红十字会医院甚至更前，且论述中也欠准确。近两年，朱浒先生的研究注意到甲午战争时期西方在华教士等人在营口、烟台等地成立了红十字会医院，并且也看到了红十字会医院与当时中国义赈力量之间的联系，但是对之并未做专门深入的探讨（参见朱浒：《晚清义赈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第97-98页）。另外，李传斌先生在其研究中亦指出当时西方在华人士在营口和烟台所设立的红十字会医院的史实，但极简略。（参见李传斌：《中华博医会初期的教会医疗事业》，《南都学坛》，2003年第1期）

[2]参见《国际红十字会》，http://uiberedcross.home.bj001.net/show_hdr.php?xname=PONHPV0&dname=K08NPV0&xpos=0     2003年10月26日。

[3] 《交战时宜预筹保护人命》，《申报》1874年9月7日。当时关于筹设红十字会性质的慈善组织的讨论最早发表于《字林西报》，该日的《申报》除翻译此文之外，并作有评述。

[4] 《交战时宜预筹保护人命》，《申报》1874年9月7日。

[5] 《论梅威令医生教习之认真》，《申报》1888年7月28日。

[6] 《书本报领凭志盛事后》，《申报》1888年8月7日。

[7] 《书本报领凭志盛事后》，《申报》1888年8月7日。

[8] 《论西医将行于中国》，《申报》1887年9月14日。

[9] 《书本报领凭志盛事后》，《申报》1888年8月7日。

[10]《论人材之可惜》，《申报》1889年6月29日。

[11] 《劝助行营医院经费说》，《申报》1895年2月10日。

[12] 《论西国医药》，《申报》1873年12月16日。

[13] 《善士李秋坪太守传》，《申报》1888年3月31日。

[14] 《送哲医生回国公启》，《申报》1887年11月14日。

[15] 《书同仁医院清单后》，《申报》1887年12月29日。

[16] 《送牧师汤蔼礼先生回国启》，《申报》1888年6月28日。

[17] 《送哲医生回国公启》，《申报》1887年11月14日。

[18] 《虹口养育堂治病人数》，《申报》1872年6月24日。

[19] 《天津新建养病院开院记》，《申报》1881年1月2日。

[20] 《灾民在沪近状》，《申报》1877年2月22日。

[21] 《论泰西善举之善》，《申报》1893年10月23日。

[22] 《论聋瞽哑学塾》，《申报》1889年3月1日。

[23] 《善堂宜仿西法以臻美善论》，《申报》1893年9月3日。

[24]  王文韶：《直隶总督王文韶奏为请奖泰西红十字会医士宝星匾额以昭激劝折》，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册第644页。

[25]  The Red Cross Hospital,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95.3,Vol.IX, No.1.

[26] 《行军以医生为要论》，《申报》1894年12月19日。

[27] 《善会募捐》，《申报》1895年2月7日。

[28]  The Red Cross Hospital,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95.3,Vol.IX, No.1.

[29] 《译营口红十字会致谢募费并述近状书》，《申报》1895年4月6日。

[30]  A.W.Douthwaite: Red Cross Work In Chefoo,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95.3,Vol.IX, No.1.

[31] 《医院纪闻》，《申报》1895年2月15日。

[32] 《医院述闻》，《申报》1895年4月25日。

[33]  B. C. Atterbury: Red Cross Work In Tientsin,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95.12, Vol. IX, No.4.

[34]  B. C. Atterbury: Red Cross Work In Tientsin,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95.12, Vol. IX, No.4.

[35] 《劝募医伤经费》，《申报》1895年3月9日。

[36] 《善会募捐》，《申报》1895年2月7日。

[37] 《募捐小引》，《申报》1895年2月10日。

[38]  刘麒祥：《署上海道员刘麒祥为请饬司局拨款支助红十字会致奎俊电》，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册第480页。

[39] 《收解声明》，《申报》1895年3月19日。

[40] 《行军以医生为要论》，《申报》1894年12月19日。

[41] 《劝助行营医院经费说》，《申报》1895年2月10日。

[42] 《论倭奴残暴》，《申报》1894年12月5日。

[43] 《善会募捐》，《申报》1895年2月7日。

[44] 《募捐小引》，《申报》1895年2月10日。

[45]  参见《劝募北洋医院经费》，《申报》1895年2月17日。

[46] 《恩同再造》，《申报》1895年3月10日。

[47]  王文韶：《直隶总督王文韶奏为请奖泰西红十字会医士宝星匾额以昭激劝折》，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册第644页。

[48] 《论北洋创设西医学堂》，《申报》1894年6月12日。

[49]  王文韶：《直隶总督王文韶奏为请奖泰西红十字会医士宝星匾额以昭激劝折》，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册第644页。

[50]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1页。

[51]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6页。

[52]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4页。

[53] 《行军以医生为要论》，《申报》1894年12月19日。

[54] 《论倭奴残暴》，《申报》1894年12月5日。

[55] 《行军以医生为要论》，《申报》1894年12月19日。

[56] 《募捐小引》，《申报》1895年2月10日。

[57] 《劝募北洋医院经费》，《申报》1895年2月17日。

[58] 《敬慕营口、烟台军士医伤费》，《申报》1895年3月5日。

靳环宇给“炎黄脉络”网站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