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防疫第一人——伍连德 

程光胜

施肇基早年回忆录中相关内容

哈尔滨电视台来信

　　上个世纪初年的1910年秋冬，一场来势凶猛的鼠疫袭击我国东北，三个多月时间即从边境小城满洲里传进关内，很快京师、济南、烟台都发生了疫情。时值清朝末年，国力衰微，不要说少医无药，就连地方官员中也很少有人具有起码的防疫常识。东北地区还有日、俄帝国主义势力割据，形势万分危急。此时清廷急命华侨医学家伍连德博士为东北三省鼠疫防治总管。伍博士义无反顾，急赴前线，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充分调动当地有限的人力物力，急建消毒所和隔离病院，采取强制隔离、焚烧传染源等措施，迅速扑灭了那场恶性传染病。抚今追昔，看来我们只要以科学技术为武器，采取正确的法规、政策和措施，就一定能够战胜传染病，夺得抗击“非典”斗争的胜利。 

　　伍连德，字星联，祖居广东新宁(今台山县)，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一个华侨家庭。1902年伍连德获医学士学位后，曾在多所世界著名的研究机构从事医学微生物学研究工作，1903年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以破伤风菌为研究对象。1904年伍连德回到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医学院从事热带医学研究，也曾短期挂牌行医。 

　　1908年，伍连德应清政府聘请，出任北洋医学堂协办(相当于医学院副院长)。1910年秋东北三省突发鼠疫。清廷委任他为东北三省鼠疫防治总管。伍急赴疫区，组织力量，培训人员，隔离病患，消灭病源，迅速扑灭了传染病。1912年改朝换代，他又被委任为大总统侍从医官。同年，外交部咨照东北三省都督，在哈尔滨设立防疫总局(原址在今哈尔滨市道外区保障小学校院内)，伍连德又被委任为防疫总医官。1915年他创办了《中华医学杂志》，并任第一任主编。1916年创立中华医学会，并担任头两届会长。1921年他积极参与了协和医学院的创建。1926年他创办哈尔滨医学院(今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1930年被任命为全国海港检疫总管理处处长。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伍连德移居香港。1946年他回到出生地，创建了吉隆坡医学研究中心，直至1960年1月21日逝世。 

　　作为一位流行病学家、微生物学家和病理学家，伍连德的专著《鼠疫概论》和《霍乱概论》，成为被世界同行广泛引用的经典。他一生访问过欧美和亚洲近20个国家，先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荣誉科学博士、香港大学荣誉法学博士、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荣誉医学博士和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等十几个荣誉称号。 

　　伍连德在祖国整整30年辛勤工作，为中国的预防医学事业作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1983年由著名的流行病学家J.M.拉斯特(Last)主编的《流行病学词典》中，伍连德是惟一被列入的中国流行病学家。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就曾赞誉他：“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作为一位爱国的科学家，伍连德始终眷恋着自己的祖国。他晚年撰写了600多页的英文回忆录《鼠疫的战斗者——一个中国现代医师的自传》。在序言中，他深情地写道：“我曾将我的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成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将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 

　　抗击疫病的总司令 

　　1910年冬，位于中俄边境的铁路枢纽小镇满洲里暴发鼠疫。第一病例出现于10月8日，一月后传染到哈尔滨，两月内蔓延至东北全境。当时东北地方大员给军机处的报告是这样描绘的：“府厅州县地方蔓延所及者，六十六处，死亡人口达四万二千以上。腊尾春初，疫势最为炽盛。哈尔滨一隅，及其附近之双城、呼兰、长春，每日辄疫毙百数人，岌岌不可终日，哈埠人口不及二万，死亡至六千以上……” 

　　当时的俄国和日本在东北的殖民势力很大，他们以中国政府无力处理为由，准备出面控制我国的防疫工作。危机又一次迫近国家主权，在此紧要关头，清政府外交大臣施肇基推荐伍连德总管东三省鼠疫防治工作。 

　　伍连德于1910年12月20日到达哈尔滨。当时哈尔滨的县令是个鸦片烟瘾君子，自认为精通中医典籍，根本不相信科学。哈尔滨没有医院，没有消毒站，只有一个由澡堂子临时改成的被垃圾堆包围着的土医院，收留了一些咳嗽、吐血和头痛的患者。伍连德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征用学校、戏院、浴室，把它们改装成消毒所，又把庙宇和教堂改为临时医院，争取了包括外国传教士和地方中医的积极协助。在缺医无药的条件下，伍连德采取了果断的隔离措施，赶制了大批口罩，设立了疑似病院和鼠疫患者病院，组织了庞大的运输队，培训、发动包括邮递员在内的各种服务人员投入防疫活动。另一方面，为了堵塞传染源头，焚烧感染了鼠疫的住宅，尤其是在奏请清廷批准后，顶住强大的传统势力，把因天寒地冻无法埋葬的三千多具尸体，在3天内全部火化。当时正值年关，回家过年的人流给隔绝传染造成很大困难。伍连德一方面调动军队沿途设卡检疫，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安排日本和俄国的南满铁路和中长铁路两条铁路停运，并征用车厢作为隔离病房。 

　　伍连德20多年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扮演了一个庞大组织总司令的角色，给医生、警察、军队，甚至地方官吏下命令。” 

　　伍连德在朝廷的支持下，采取了科学果断的措施。3月1日后不再增加新病例，两个月后便完全控制了疫情。为此当年5月他获得了清廷颁发的二级双龙勋章，受到摄政王载沣的召见，还得到“医学进士”(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功名。通过国际鼠疫学术会议，伍连德的名字开始蜚声中外。 

　　在这次鼠疫防治取得重大成绩后不久，清朝政府被推翻。伍连德博士不为艰难时世所扰，继续以东北防疫总医官的身份，不畏危险与艰辛，奔波于白山黑水之间的疫区，查清了鼠疫流行的基本规律，提出了检疫措施。他努力克服经费困难，在东北筹建了多家在当时还算比较现代化的医院和实验室，形成了初步的公共卫生网络。在他亲手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卫生防疫机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内，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支预防鼠疫的专业队伍。因而1920年10月鼠疫再度肆虐东北时，伍连德率领这支专业队伍再赴一线，疫情于1921年5月被扑灭。相比于上次，死亡率大大降低了(1911年死亡43300人，1921年死亡8500人)。 

　　在从事鼠疫防治工作的同时，伍连德还积极投入霍乱的研究。霍乱在当时是我国的主要急性传染病。他先后参加了我国三次霍乱大流行的防治工作。1926年霍乱席卷远东各国，几天之内上海就发生了2万病例。伍连德把东北鼠疫防治机构的全班人马调到上海开展工作。在南京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上，伍连德提出从列强手中收回海关检疫权。在中央政府支持下，1930年7月1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海港检疫总管理处，同时将上海检疫所收归国有，成为我国最大的检疫所，由伍连德任总管理处处长并兼任上海卫生检疫所所长。同时政府还颁布了我国第一部现代检疫法规，结束了海港卫生检疫各自为政和由外国人执掌检疫机构领导权的屈辱时代。1932年霍乱波及我国23个省，病人多达10万，民国政府决定在国家检疫所内设立中央霍乱防疫局，由伍连德负责。 

　　“万国鼠疫研究会”的贡献：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1910年年底，伍连德接受委任到达东北后，很快提出建议，清政府外交部于1911年1月27日通过驻外使节和各国驻华使馆，邀请各国学者和医生来华考察鼠疫并研讨防治方法。当时有10个国家响应。3月起，各国学者陆续到达，而东北疫情已趋平息。4月3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今沈阳)小河沿惠工公司陈列室开幕。到会130余人，其中中国医师和学者共9人，来自英、美、俄、德、法、奥、意、荷、日、印等10国的代表34人，还有墨西哥代表1人于开幕后到达。会议历时26天。期间代表们还参观了现场、医院，并专门举行了追悼会，悼念在防疫斗争中牺牲的中外医生。会议于4月26日在沈阳鼓楼南庆丰茶园闭幕。 

　　伍连德以中国外交部特派医官的身份被一致推举为大会会长。会议分微生物学和理化学两组开展学术讨论，前者由鼠疫病原菌的发现者、日本著名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任组长；后者由英国学者皮特里和克里两人负责。在近4周的学术讨论中，代表们就鼠疫有关课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其间还开展了一些实验。会后用英文发表的长达500页的《1911年国际鼠疫会议报告》(马尼拉出版局出版)中，对会议内容有详尽的叙述。在这里介绍几个重要结论： 

　　一、基本确认旱獭是这次鼠疫的传染源，鼠类身上的跳蚤是传播媒介。 

　　二、肯定传播途径主要是铁路及轮船航路，当时正是春节前，铁路禁运后逾万工人步行回乡也是传染原因。有一份记录出现第一个病例的时间和地点的资料弥足珍贵： 

　　九月初六(公历1910年10月8日)：　　　　　　　　　　　　　　　　　　满州里 

　　十月初七(公历11月8日)：　　　　　　　　　　　　　　　　　　　　　哈尔滨 

　　十一月初四(公历12月5日)：　　　　　　　　　　　　　　　　　　　齐齐哈尔 

　　十一月十四(公历12月15日)　　　　　　　　　　　　　呼兰、宽城子(今长春) 

　　十二月初二(公历1911年1月2日)　　　　　　　　　　　　　　　奉天(今沈阳) 

　　十二月初五(公历1月5日)　　　　　　　　　　　　　　　　　　　　　　双城 

　　十二月十四(公历1月14日)　　　　　　　　　　　　　　　　　　　新民、锦州 

　　十二月十五(公历1月15日)　　　　　　　　　　　　　　　　　　　永平、天津 

　　十二月十六(公历1月16日)　　　　　　　　　　　　　　　　　　　　　　吉林 

　　十二月二十(公历1月20日)　　　　　　　　　　　　　　　　　　　　　　北京 

　　十二月二十一(公历1月21日)　　　　　　　　　　　　　　　　　　　　　烟台 

　　宣统三年正月十七日(公历2月15日)　　　　　　　　　　　　　　　　　　济南 

　　三、患者的血和痰都带有菌，粪中带有大量致病菌。将15具疫死者土葬3个月后取出，发现病菌仍然活跃。 

　　四、鼠疫病菌经日光照晒即死，衣物、皮毛、黄豆等只要见阳光，就不会传播鼠疫。 

　　五、腺鼠疫和肺鼠疫的致病菌毒性是相同的，只是对人体的感染部位不同。 

　　伍连德博士具有广泛的国际联系，精通专业。更由于他以坚毅的事业心和强烈的爱国心，在平息鼠疫流行上做出了杰出贡献，加上有一批中国医生在他带领下勤奋工作，收集了大量科学数据，为学术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又由于事关国家的主权与荣誉，外交部不惜出银10万两作为财力保障，也由于时任清朝东北总督的锡良是个开明有眼光的人，积极支持伍连德的工作，从而使这次会议成了历史上我国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是我国科学发展中很有意义的一页。这次会议不仅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与自然灾害斗争中的勇气和智慧，而且在人类对抗瘟疫的斗争中，从科学实践和政府行为两方面为世界树立了榜样。在那个国势衰微的年代，为中国人民争得了荣誉和信心。以此为契机，伍连德及时在我国创建了初步的现代防疫系统，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当时上海《字林西报》的报导中我们得知，个别在东北有殖民势力的亚洲国家代表以为制止疫情非其莫属，自居权威，盛气凌人，曾反对中国代表有提出提案和参加讨论的权力，自认为执掌会议当仁不让。而伍连德博士和其他中方代表等前辈，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和实实在在的成就纠正了他的偏见，促进了会议的成功，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会后，伍连德博士受到多个国家的讲学邀请。就连开始抱有偏见的个别科学家，事后也盛赞会议之成功，并和伍连德成为学术上的朋友。 

　　传承科学大旗　夺取抗疫斗争胜利 

　　现实证明，“非典”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并没有让我们惊慌失措。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一场全民参与的无硝烟之战正在向胜利迈进。回想一个世纪前先辈们奋斗时的处境，对比当今我国之强盛，我们更加信心百倍。 

　　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先辈们的伟大科学实践应该被重温，其科学、敬业的精神应该得到发扬。 

　　当年伍连德处理疫情时，在明确传染源的前提下，第一措施就是隔离，然后是尽快消灭传染源。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要打破中国人千百年来“亡人为大，入土为安”的殡葬习俗，火化数千具尸体是何等不易。但伍连德做到了。无数实例证明，阻止疫情蔓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隔离被感染者以及监控易感人群，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公众了解真相。在了解并理解的基础上，才可能充分调动公众力量，全民参与。中华民族素有共赴国难的光荣传统，伍连德当年不仅动员了大量中医，而且连邮递员也受到培训，在抵抗瘟疫的过程中出现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疫情是很少公开报道的，这必然造成应对突发疫情的反应能力减弱。而另一方面，公开疫情，采取大规模隔离措施又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恐慌，造成对一部分社会成员的不必要恐惧甚至歧视。两害相权，如何取舍就靠领导层决策。公布疫情、实施隔离措施又要与立法、依法采取行政措施、媒介宣传等方式相结合，这样才能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最近几周的实践证明，只有这样做才能全民动员，争取国际合作，才能最快地阻断传染，稳定社会。 

　　当年伍连德能够迅速组织力量，消除瘟疫，靠的是科学。同时他也知道，与病原菌的斗争，是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的大问题，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因而他没有把疫情当做“家丑”而掩饰，而是果断地向国际同行求助，把防疫事业放在全人类福祉的大框架中，汇集全世界的智力资源，共同对敌，并从成功的经验中总结出比较系统的防疫理论，进而建立起科学的防疫体系。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今天我们也这样做了。我们国家的实力比当年强大，我们的专业人员队伍比当年壮大，水平相对提高很多，我们的国际联系更是空前广阔。因此，我们必定能够通过广大的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医学科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在对抗新型瘟疫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为全人类作出新贡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往往具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无论何人都很难对疫情的起因、传播方式、诊治方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吸取前辈们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放弃侥幸心理，把防范的范围定得大一些，把甄别的标准定得严一些是对的。当然其后随着形势的逐渐明朗，对疫情的认识逐步深化，再根据变化，不断对措施、方法做出修正。我们今天及时地对诊断“非典”的标准加以更新修正，根据胸部透视是否出现肺炎特有的阴影等症状，将“非典”病例分为疑似病例(这个术语也是伍连德最先从英文中翻译过来的)和确诊病例，不断修正排除了原来的一些可疑的非“非典”病例，尽量减少漏诊，又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和资源浪费。4月下旬以来我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果断措施，正在被形势发展证明是很科学，很正确的。 

　　原载：《中国教育报》2003年5月16日第5版